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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紹光】

《跨越財富鴻溝》一書篇幅雖然不大，但立意深遠、主題清晰、觀點鮮明、飽含激情。貫穿全書的是兩個關鍵詞、一個中心思想。一個關鍵詞是“財富鴻溝”，另一個是“先富階層”；前者是面臨的挑戰，后者是對話的對象。圍繞兩個關鍵詞展開的討論，指向本書的中心思想：共同富裕，即億萬中國人追求的目標。

先說第一個關鍵詞。財富鴻溝是人類社會的頑疾，它既是一項老挑戰，也是一項新挑戰。

說它“老”，是因為早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前，從原始社會瓦解、私有制產生起，貧富差別就開始出現了。考古發掘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世界上已出現一些較為豪華的墓葬。進入新石器時代，這種現象就更加普遍。趙寶溝遺址（距今7200-6400年左右）表明，先民已存在等級高低之分；大汶口遺址（距今約6500—4500年）顯示，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相當明顯。

孔子推崇西周（距今約3070-2800年）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而，西周時期的貧富分化相當嚴重，大小墓葬差異巨大。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他觀察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戰國時期，“不均”狀況更加嚴重，“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接下來從秦漢至隋代時期，財富鴻溝依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出現了一個“豪民”階層。唐宋時期，貧富分化進一步加速，造成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局面，“富民”階層登上歷史舞臺。元明清時期，貧富懸殊遠超前代，“貧民不得有寸土，縉紳之家連田以數萬計”，顧炎武曾引用明代張濤《歙縣志》的內容感嘆道：“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

正是因為歷朝歷代財富鴻溝巨大，“均貧富”曾是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農民起義時打出的旗號。“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等均之”道出了千千萬萬貧苦農民的心聲，因此往往一呼百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本質上也是要改變舊社會的種種嚴重不平等的狀況。

財富鴻溝絕不是中國的特有現象。2017年一項對全球63個考古遺址的研究發現，從距今1萬年前到2000年前，財富基尼系數一直呈上升趨勢。比孔子出生晚一個多世紀的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到他所了解的那些古希臘城邦，指出它們“定然不是一體，而是二體，一是窮人的國度，一是富人的國度，同住一片空間，卻總是互相謀害對方”。有人估計他所在的雅典，財富基尼系數至少達到0.7的水平。羅馬共和國后期，財富在統治階層中大量積累；進入帝國時期，不平等變得極端嚴重，頂層富豪的收入幾乎等于普通人年均收入的150萬倍。

黑暗時代的社會崩潰、混亂降低了歐洲不平等程度，但到1347年暴發黑死病的前夜，其整體上又變得極為不平等，據估算，那時巴黎與倫敦的財富基尼系數分別達到0.79和0.76以上。黑死病過后，財富鴻溝再次迅速擴大。到1427年，佛羅倫薩的財富基尼系數已接近0.85。從中世紀晚期到現代早期，西歐各地的財富基尼系數至少都在0.75以上；某些地方（如德意志的奧格斯堡與英格蘭的都市區）該系數高達0.85以上，意味著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個別家族手中。1500年到1800年之間，幾乎在歐洲所有存在數據的地方，財富基尼系數都呈上升趨勢。在內戰前的美國南部，基尼系數更高達0.9；美國整體的財富不平等水平在1800年后也一直持續上升，直到二戰爆發之前達到巔峰。

財富鴻溝也可以說是一項新挑戰。說它“新”，有兩層含義。

一是從過往的趨勢看，從大蕭條后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陣營日益強大時，不僅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如中國與蘇聯）的不平等水平相當低，全球各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也曾持續下降；然而，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弱化，全球各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都開始回升，并在過去十余年上升到引起廣泛關注與警惕的程度。

在這方面，美國是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例子，它的突出特點是，20世紀70年代是個分水嶺，之前，其財富不平等水平低于歐洲國家；之后，其財富不平等水平超過歐洲國家。在本書第三章（撕裂的美國）里，作者對美國個案有生動、細致的描述。毋庸諱言，中國的財富不平等水平也有一個由低走高的趨向，緒章（站在歷史分水嶺上）與第一章（財富的欲望）為此提供了詳實的數據支撐。

1980年-2016年，美國基尼系數逐年上升

二是從未來發展方向看，“與傳統經濟發展不同，數字時代的財富創造與集中速度前所未有”，有可能“放大了當前財富分配機制的缺陷，造成更為嚴峻的貧富分化問題，使各階層之間的財富鴻溝越來越深”。本書第四章（數字財富鴻溝）對數字財富鴻溝鞭辟入里的分析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作者所說，“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領先跑者之一，中國有責任探索如何規制互聯網平臺這種新型的經濟現象，并找到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這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

再說第二個關鍵詞。“先富階層”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提法。

書中談到占人口總數極小部分的頂層財富精英時，不知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在中國語境中，稱他們為“先富階層”或“先富人群”，在國際語境中，稱他們為“富豪”。在嚴格意義上，所有富豪都是先富人群，因為大多數人遠遠落在他們后面。但是，在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及像印度、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那里先富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先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一項對佛羅倫薩社會流動史的研究發現，雖然歷經1427年至今的6個世紀，財富繼承性和精英職業持久性的證據依然十分顯著，這意味著“存在著一個保護上層階級的后代不至于在經濟階梯上跌落的玻璃地板”。其實，佛羅倫薩并不是特例，意大利其它地區的情況大同小異，美國、英國、法國的情況也差不太多。也就是說，中國人常說的“富不過三代”未必適用于這些國家。久而久之，人們已對高高在上的財富階層習以為常，不會再將他們視為“先富階層”，而是直稱“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