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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不同。革命曾推翻了一個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財富階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頭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數還是財富基尼系數水平都很低。那時，社會相當平等，不存在一個與眾不同的財富階層。而在過去三十年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開，一些人的腰包率先鼓了起來；日積月累，增量的差異變為存量的差異，財富差距逐步擴大。不過，畢竟到目前為止，這種情形只存續了一代人的時間，大家都很清楚，現在中國的財富階層還只是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暫時領先于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由于先富起來的時間還不長，中國的財富基尼系數雖然增長很快，但其水平還不算太高。根據瑞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19》，截至2019年，中國的財富基尼系數在有數據的173個經濟體中，排名112，不僅大大低于美國，也大大低于瑞典、丹麥、挪威等以收入差距水平低著稱的北歐國家。除此之外，雖然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在降低，但直到不久之前，社會流動性水平依然高于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今天中國先富起來的那批人，幾乎沒有幾個來自大富大貴的家庭。如果財富基尼系數不再大幅攀升，如果社會仍保持較高程度的流動性，如果消除出現社會固化的隱患，先富帶后富，后富超先富，中國完全有可能跨越財富鴻溝。

作者擔心的是，先富階層中的不少人正在試圖完成從自在到自為轉化，希望將自己的先富地位永久化，并為此千方百計地尋找理據。這種擔心不無道理。

兩百年前，就有這么一個先富階層試圖這么做。那時英國正處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收入與財富分配變得越來越不平等，一些人賺得盆滿缽滿，但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沒有改變或變得更加惡劣，19世紀上半葉人均預期壽命不升反降。面對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先富階層需要自己的辯護士。邊沁（1748-1832）的功利主義應運而生。邊沁以所謂功利原理和自利選擇原理為理據，為經濟自由放任搖旗吶喊，主張除了保護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安全，政府不必做任何干涉。他安慰眾人，自由放任的經濟將會帶來最強的財富創造動力，餅變大了，分配亦將趨于平等，從而使幸福達到最大化。

當代英國貧民窟（資料圖）

但那時也有人對先富階層及其辯護士的所作所為十分警覺。整整兩百年前，1821年，在其著名的《為詩辯護》一文中，英國詩人雪萊告誡“提倡功利的人們”，不要同時強化“奢侈與貧困，使之各走極端，像近代英國經濟學者之所為”。他所謂“近代英國經濟學者”很可能指的是經濟自由主義的鼻祖亞當·斯密（1723-1790）。在雪萊看來，斯密與邊沁“已經用實例證明了這句話：‘有了的，應該再給他一點；沒有的，就連他僅有的一點，也應該奪去’。于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使國家在放任與專制兩端進退維谷，好比一葉輕舟駛入危巖與怒浪之間。這便是無所顧忌進行算計的惡果”。1819年，雪萊還寫過一首小詩，即《人們的正當所得》，鞭撻“以欺騙訛詐和陰謀詭計強取豪奪的人物”，主張“人們的正當所得，理應歸他們擁有”。雪萊出生在一個世代貴族的富有家庭，但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卻試圖用自己的筆，創造一個公平自由的“新世界”。因此，馬克思對雪萊贊譽有加，稱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

除了斯密與邊沁，過去兩百年，與富豪們站在一起，千方百計安撫他們心靈的理論家大有人在，這些理論也被中國先富階層中的某些人所偏愛。20世紀80年代，宣揚“選擇的自由”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被人引入中國。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二十年，把社會正義稱為“幻象”、極力反對“分配正義”的哈耶克在中國影響力日益增加，其著作大量出版，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熱”。即使在歐美國家的大書店，哈耶克的書也不常見；但在那時的中國，連街頭書攤上也充斥著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致命的自負》等。雖然很多人未必讀得懂哈耶克的那些生硬的書，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把哈耶克當作自己的精神偶像。

過去十余年，嫌哈耶克還不夠右，把哈耶克稱作“真正的毒藥”“我們最有害的敵人”的安·蘭德在中國的一些圈子里紅了起來，其主要著作幾乎都被譯為了中文。哈耶克雖然排斥公正，但他起碼支持有限度的最低保障，以“防止嚴重的物質匱乏”，以“確保每個人維持生計的某種最低需要”。而在蘭德看來，“如果一個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維持生計，誰必須給他‘安全’，而且為什么必須給？”蘭德將自私稱作“美德”，其哲學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認為“自私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沒錢沒勢的人則應該為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與自責。她推崇財富的創造者，痛斥財富的分配者，反對國家推行任何福利政策。

哈耶克與安·蘭德

由于蘭德的著作通俗易懂，不像哈耶克的著作那么詰屈聱牙，她對各國富豪（如商人出身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前國務卿蒂勒森、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等）更有吸引力，有人還貼心地為他們編輯了一本《為什么商人需要哲學？資本家如何理解安·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背后的思想？》。這本書很快也被譯為中文。據說，蘭德關于判斷財富創造者品質的標準更是成為中國先富階層的共識。對先富階層中一些人最有吸引力的，恐怕是蘭德的一個基本觀點：財富創造者創造的財富是他們應得的財富，無須與他人分享；任何人也沒有權力和權利要求他們分享。于是，蘭德的理論便成為這些人的護身符。

對此，曾長期鼓吹自由市場經濟的香港著名專欄作家林行止也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宣揚這種哲學，在新經濟潮流中成功的弄潮兒和官商勾結有道的財主從此有了精神寄托，理直氣壯地牟取暴利，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飛來橫財！”

不過我們也應該記得，先富階層中固然有斯密、邊沁、弗里德曼、哈耶克、蘭德的擁躉，但并非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雪萊是一個例子，把雪萊稱作“天才預言家”的恩格斯是另一個例子，中共早期領導人中還有大量例子，如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以及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這些“富二代”們信仰公平和正義，追求崇高的理想，甚至不惜舍生取義。他們警示著今天中國的先富階層，一定要明辨是非、區分善惡，再富有也不能忘記自己是無數人“奉獻紅利”的最大受益者，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普通公民與其他普通公民之間有一項不可撤銷的共同富裕契約；絕不能唯利是圖、為富不仁；絕不能放任財富鴻溝不斷擴大；絕不能須臾淡忘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

作為風險投資人，正如沙燁所說：“我自己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大學畢業后，我去美國留學。2001年，我學成歸國，又投入到祖國的經濟熱潮之中。從創業到投資，在中國經濟起飛的十幾年里，我目睹了很多身邊的造富傳奇”。圍繞財富創造、財富分配、社會責任，想必沙燁曾與身邊那些有錢的朋友有過無數次的交流、討論、甚至爭辯，從而激發他進行系統的理論思考，于是才有了今天這本書。

不同于無病呻吟的舞文弄墨，有感而發的書最有讀頭，值得向大家推薦。

王紹光

2021年6月18日于深圳

跨越財富鴻溝：通往共同富裕之路，沙燁著，當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9月

本書從討論本質性的財富倫理問題入手，透過大歷史視角，對中共建黨以來的百年歷史脈絡進行了梳理，闡明了當代中國財富積累所依賴的歷史正外部性。同時，回顧了美國歷史上財富分配制度的演變和背景，并剖析了數字經濟時代財富分化加劇的結構性原因，進而論證了自由市場的局限性，并指出市場經濟中價值創造者和利益獲得者的錯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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