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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至今仍然對三年前曼德拉逝世所引發的全球媒體建制派的極度亢奮記憶猶新。如今看來，那鋪天蓋地的悼念竟像是掙扎著想要抓住一個時代的尾巴，一個屬于這些“世界公民”的光輝時代的尾巴。

從紐倫堡審判到柏林墻倒塌再到“全球化”時代的開啟，道德和解、形式正義、身份政治的理念盛極一時，國際主流媒體以及圍繞在其周圍的文化精英是承載這些政治正確和“同一個夢想”的中堅力量。他們左右開弓，一面拒絕正視自由經濟對社會的撕裂，小心翼翼地維系中產階級脆弱的安全感；一面又堅持著對保守派的鄙夷和拒斥，以自詡的進步姿態看護多元認同的價值觀。在對曼德拉、哈維爾，甚至戈爾巴喬夫大力追捧的同時，他們也忘不了對查韋斯和卡斯特羅進行一番惡意的數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占據世界政治舞臺中心的明星突然變成了唐納德·特朗普、奈杰爾·法拉奇、貝佩·格里洛、馬琳·勒龐、歐爾班·維克托、雷杰普·埃爾多安，當然還有弗拉基米爾·普京。這顯然是一個自由派媒體精英十分反感的“黑名單”，卻意外獲得了社會中下層的廣泛支持。一直以為腳踏大地、引領眾生的世界主義者們，驀然發現自己竟已是懸置空中、自說自話，淹沒在群眾（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查韋斯

世道的變幻讓人唏噓不已。2016年全球政治氛圍的轉變應該成為國際傳播界反思和回應的總問題，它已經被媒體和學者反復界定為一個歷史階段的終點。從全球主流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個歷史階段的開端恐怕不是一般認為的1989年的“Falling Wall”，而是1946年落下的“Iron Curtain”。

冷戰的開啟，以及隨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文明秩序面臨的危機可以看作是戰后文化建制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此時“天定命運”的擔當者既要對付國際上反殖反霸的民主呼聲，又要對付國內追求多樣平等的人權抗議，必須找到一個政治正當性的突破口。老牌帝國主義的強權彈壓和舊時文明等級的反動觀念都無力應對當時的國際傳播局面，用“現代化歷史觀”和發展話語統合西方陣營的外部世界，同時向少數群體做出必要妥協，促成一個身份認同上包容和解的局面，這看上去是一個十分完美的戰略選擇，也內化成了眾多媒體知識分子真心秉承的價值觀。

如果要書寫一部戰后的國際傳播歷史，那么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應該是以上這套全球文化秩序方案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加以實施的歷史。建制派媒體是這個國際傳播工程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當然還有文化教育領域所涵蓋的方方面面。

到了二十世紀晚期，對全球市場經濟、世界公民社會和傳播技術進步的倡導可以被看作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秩序順應歷史條件變化的延續和發展。這些在我們時代被廣泛贊譽的“政治公理”不僅穩固了金字塔頂端的權勢集團，創造了經濟上的巨大分化，而且在全世界范圍內以受教育程度的標準分裂了社會的中層和下層，使他們產生了政治話語上的深刻隔膜。終于，在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這兩個發生在同一年的危機事件中，文化建制派與社會底層的全面脫節戲劇性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社會基層群體在全球化中所遭遇的困境無法在媒體和知識精英的傳播活動中得到重視，底層不僅自身缺少可以用來發聲的傳播資源，而且也失去了進步力量的代表。經過長時期的積累，分裂終究演變為一場對抗。連弗朗西斯·福山也清醒地看到："真正的問題不應再是為什么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為什么它過了這么久才顯現出來"。

弗朗西斯·福山

2016年的美國大選集中體現了這些變化。主流媒體在立場上的一邊倒并最終尷尬地落敗至少向我們證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媒體精英本身是西方政治建制的一個構成部分，它并不是超然于黨派性的存在。這正是我提出“建制派媒體”這個稱呼的緣由。他們可以以中立的姿態調節建制內部的爭端，卻不能容忍對基本政治共識的挑戰。

第二，隨著這輪保守主義加民粹主義的威脅，全球建制派媒體與他們篤信的價值觀一起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如果再補充一點背景，那么傳統媒體產業經營模式的衰落和社交媒體平臺對內容產品分發渠道的壟斷將使得建制派媒體存在的經濟基礎面臨土崩瓦解。而離開這些社會矛盾調停者和政治正確的把關人，全球政治右轉的局勢很可能進一步加劇。

如果說以上危機局面是發達市場經濟體內部縱向割裂的社會問題，那么在國際間的橫向傳播中，割裂的趨勢也同樣存在。讓我們先從導致這個結果的經濟基礎說起。

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統計，2008年至今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時間最長的一次。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的分析結果更顯嚴重：全球貿易的總規模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機之后一蹶不振，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種種現象顯示，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處于停滯狀態，甚至正在發生逆轉。有了這個認識基礎，我們便不會對孤立主義的突然興起表現出多少驚訝。很多學者甚至放言：我們的世界正在慢慢告別多樣一體、互為補充的全球化融合，重新進入一個區分敵友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