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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趨勢在中美關系中已經顯示出了蛛絲馬跡。隨著雙邊貿易增長的停滯、中國美債減持和美國制造業回遷等方向性變化，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逐漸降低。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輿論中“中國威脅論”的全面復蘇。沈大偉繪聲繪色描述的中國“軟實力攻勢”，白邦瑞煞有介事揭秘的“百年戰略忽悠局”等言論在事實材料的意義上自然顯得捕風捉影、莫名其妙，但這些一直以“知華派”、“親華派”面目出現的美國國際問題專家突然間轉變了立場恰也說明一場精英決策圈內部的傳播動員似乎已經悄然拉開序幕。

在輿論上把試圖遏制的對象從弱小而無害的形象扭轉為強大而危險的形象，這是起碼的戰略傳播準備。正如霍布斯所言：“恐懼是敵對狀態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南海問題投以持續、緊張的關注，客觀上就是不斷催促外交決策者重新定位中美關系的性質。同樣道理，所謂俄羅斯組織黑客操縱美國大選的論斷從沒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示眾的證據，但是當這個故事被美國政界高層和主流媒體嚴肅認真地重復了一千遍以后，那些想要達成的宣傳目標就已經悄然實現了。

就在2016年年底，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根據該法，美國國防部將在2017年獲得額外預算，專門建立一個反宣傳中心，對抗外國對美國的宣傳。除了國防部，諸多非政府組織、智庫和學術機構也將得到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培訓開展反宣傳相關工作。不管這項法案面對的是真威脅還是“假想敵”，事實是它將以防備的正當理由進行公開資助，把各種戰略傳播資源成功地調動和組織起來。這預示著國際傳播領域的對抗性關系已經走向前臺。

無獨有偶，在美國《反宣傳法》簽署前的一個月，歐洲議會也剛剛通過了《歐盟反擊第三方宣傳的戰略傳播》決議案，直接針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和今日俄羅斯電視臺（RT）。決議指出，莫斯科在針對歐盟進行敵對宣傳。俄羅斯的諸多媒體、基金會和外事機構已經構成對歐盟及其東歐伙伴的主要信息威脅。在此之前，RT電視臺在英國的銀行賬戶突然遭遇凍結，已經引發了這家在西方世界影響力日盛的新聞媒體和俄羅斯政府的抗議。這一次，被指責侵害言論自由的對象變成了歐盟和英國，他們曾經正是信息自由流通的堅定支持者。

將當下世界政治與傳播的發展方向說成是對冷戰時期的回歸，這樣的言論已經屢見不鮮了。然而與上個世紀不同，在“第三世界”作為一個形象模糊的存在難以發聲的年代，21世紀的冷戰不用對進步意識形態做出太多妥協，它有可能發展成更徹底的孤立主義和極端危險的對抗關系。冷戰過后，美國的對外宣傳體系已經逐漸衰弱，缺少統合，難覓心理戰時期朝氣蓬勃的局面，如何通過制造各種版本的威脅論，重新構造這套體系并強化其傳播動員能力將是一個值得國際傳播研究持續關注的問題。

談到國際傳播中的橫向分裂，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RT這類新興媒體的崛起。在國際傳播中，對媒體話語的壟斷能力是權力實施靈活性的保證。在這個意義上，當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平臺掌握在一個政治聯盟體系中時，國家機器就可能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在危急時刻超越"政治正確"的限制，確保國際輿論的穩定。

正像2003年的伊戰時期，原本美國主流媒體中為數不少的反戰聲音都因為潛在的“宣傳紀律”而噤若寒蟬。此時恰恰是這一體制之外新興的半島電視臺異軍突起，扮演了普世價值的守護神。半島臺作為“體制外的明星”并不是西方文化建制派價值觀的挑戰者，他們只是這種價值觀更徹底的貫徹者，徹底到可以不受現實政治策略的干擾。

如果卡塔爾投資的半島是國際傳播領域的“體制外媒體”，那么俄羅斯投資的RT就可稱得上“反對派媒體”了，他們在精英氣質和價值話語體系上與建制派媒體并無二致，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媒體上提供的反面事實材料和另類分析角度能夠對西方公眾產生更大沖擊。這種趨勢自然會引發西方權力精英的高度警惕。

對另類媒體的排斥和驅逐很典型地說明，全球化進程不過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在后冷戰時期的延續而已。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媒體口徑的相對一律是這一全球治理體系的內在要求。半島和RT的涌現證明，這一全球治理體系的宣傳中樞或許正在逐漸喪失對主流輿論的全面掌控。

三

相比俄羅斯充滿積極行動意識的對外傳播體系，在全球地緣政治中占有同樣重要地位的中國卻有些困擾于“國際傳播能力”上的弱勢。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熱心支持者，中國媒體精英一直以來的堅定立場是積極融入西方文化建制派構造的“同一個世界”。因此，將20世紀革命建國的歷史經驗，以及在這些歷史經驗中得以延續的一些中國特色發展模式擱置在主流傳播話語體系之外看來就成了一個必然選擇。

近幾十年來，習慣于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價值理念來發聲，已經讓中國的主流媒體失去了自主性的歷史坐標，很難再想象和講述另類的世界秩序圖景。而在傳媒產業的寒冬中，國家的各種媒體融合和保護政策還在不斷給這些體制內機構輸血。如今，當中國社會內部與其他市場經濟體一樣面臨各種矛盾問題時，過時的全球化語匯和發展觀念恐怕難以有效安撫社會大眾，而作為寶貴政治認同資源的近現代歷史敘述又面臨著虛無主義的挑戰。與很多西方國家一樣，中國在社會整合中的傳播危機同樣存在。

在世界舞臺上，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升溫，2016年的中國已經成了全球經濟開放的領頭羊。這一年中，G20杭州峰會和APEC秘魯峰會上，中國領導人都懇切地呼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與此同時，意義非凡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實現了與“光明之路”、“兩廊一圈”、“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和海灣地區等多個區域經濟的成功對接，預示著一個新型地緣政治格局的成型。

由中國所帶動的這些全球化中的積極因素更凸顯了傳播領域工作的滯后。面對西方建制派媒體如19世紀“黃禍論”一般的攻擊，我們很難找到有理有力的健康回應，更不用說在孤立主義泛濫的局面下如何在整體上闡述一個國際新秩序的遠景目標了。

在這一年中，中國傳播領域真正讓人意外的事件不在廟堂之高，而在江湖之遠。

年初“帝吧出征”的威武壯觀和年末中國網絡文學引發的海外翻譯熱潮，都讓我們見識了90后群體不可小看的跨國傳播能力。這些社群所展現出的動員力、組織力和傳播影響力可能已經遠遠超過了投資甚巨的國家傳播工程。不僅如此，中國數量相當龐大的青年知識群體在網絡圍觀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等國際事件的過程中表達了諸多與文化建制派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語匯。這提示我們，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之外不再是一片鴉雀無聲，而聚光燈內的聲音也已經顯得越來越孤立。

適逢2016年末，當我打開電視和門戶網站，映入眼簾的盡是圣誕節的歡樂促銷，而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我卻不斷看到全國各地紀念革命偉人誕辰的各種規模龐大的群眾活動。政治生態和傳播生態的變化顯然是舊體制的危機，而新的政治可能性似乎也正在向我們招手。

（本文發表于《對外傳播》雜志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