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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00年前的戰國時代，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大國仁而小國智”，這是中國古代先賢對國際關系之道的最初思考。大國以仁保天下穩定，而小國則以智保國家安寧。在這種仁智思想的指導下，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了“厚往薄來”的“朝貢體系”，維持了東亞地區不同文明國家間上千年的總體穩定關系，實現了區域的長期發展。

《向東是大海——紀念鄭和下西洋特展》 圖/寧波日報

然而，這個體系在近代被西方列強帶來的殖民地體系所打破。西方推動的殖民化運動，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外部化進程。發端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推動歐洲建立了主權至上的民族國家，擺脫了神圣羅馬帝國王權和羅馬教廷神權的控制，保障了資本在特定區域的持續積累，促進了歐洲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其成為世界最早的發達地區。

不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未能解決主權國家之間的爭奪，歐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內建立均勢，向外進行殖民擴張來緩和彼此的矛盾。東亞的“仁智體系”就是被歐洲國家推行的充滿血腥暴力的殖民地體系所摧毀，亞洲國家和美洲、非洲一道被納入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成為貧窮落后的邊緣地帶。

到了20世紀，“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成為歷史潮流。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通過艱苦卓絕的奮斗紛紛實現獨立，這不僅改變了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也為第三世界國家實現自身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到20世紀末，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已經改變全球經濟格局。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1990年到2022年，發達國家占世界產值的份額從64%下降至39%；亞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產值的份額將從12%升至39%。此消彼長的經濟分量，也在推動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

如今，在全球危機背景下，日漸失序的世界呈現禮崩樂壞的跡象。在以資本持續積累為基本目標的全球競爭中，主權國家必然陷入錙銖必較的無序競爭。大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存在著持續的緊張關系，軍備競爭成為全球現象，越來越多的軍費沒有給世界帶來安全感，反而讓全球成為一個大的火藥桶。排他性增長導致的文明沖突，更讓國家和非國家的恐怖主義蔓延成危及全球的癌癥。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墜入了“他人即地獄”“他國即對手”的普遍困境。

要想走出困境，除了要解決緊迫的危機性事件外，還要有更加長遠的思考和設計。而傳統的“仁智體系”的合理內核，在當代展現出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價值。

“大國仁而小國智”，是大國要講道義、講責任，對小國、對不同文明要包容，要允許實力偏弱的國家來搭強國的便車；大國之間要以禮相待，相互尊重、兼顧彼此利益；要鼓勵多樣性和多體系共存，允許建立平行體系和秩序。小國則要保持獨立與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確認識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新時代的“仁智體系”，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國際秩序，以維系全球的整體穩定和長期發展。

在未來的世界上，秩序的基礎單元應具有包容性和適應性，可以是主權國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權國家的洲域共同體，還可以包括跨國公司等非政府組織，重要的不在于組織的具體形態，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關聯。對不同文明和宗教，都應保持包容性，同時也要抑制極端行為，不使其損害人類整體、阻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趨勢。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簡單地追求一統，而是以人類文明自身的豐富來應對不確定性的挑戰，求得個體與集體的均衡、利己與利他的結合，實現多樣性、豐富性與共同性的對立統一。以和而不同為思想內核的“仁智體系”，具有極大的包容性，更適應未來的發展。

在推進新體系的建設中，中國理應具有戰略定力。因為中國是全球為數不多的具有全產業鏈、獨立金融體系、自主內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體系、足以自保的軍事力量的國家。國家綜合能力和力量結構奠定了中國的自信，使我們可以在自信基礎上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以“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智慧，推進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建設。中華文明在歷史和未來的使命，是維持人類社會的生態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樣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區域與世界秩序，維持世界的和平發展。

在資本世界體系深陷困境、模式角逐的大爭之世，中國則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則，促進區域共同體發展。但在任何時候，國家實力都是國家意愿和行動的基礎。當菩薩必須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是自身難保的泥菩薩。中國不能學宋襄公式的“仁義”，要保持強而有力，不讓列強、宵小萌生覬覦之心。在全球危機背景下堅持先把中國自己的事辦好，“不可勝在己”，中國把自己的事辦好了，便能夠從容應對全球危機的波瀾起伏，才能推廣有生命力的“仁智體系”。

《三居其一：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王湘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