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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在這三套叢書中，甘陽們對于譯文的質量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與其說這是出于類似追求定本那樣的考慮，不如說是出于叢書編委會對當時社會文化變革的基本形勢的估計。已經是80年代中期了，最初那種為了開拓新路而無暇他顧的緊迫氣氛似乎正在消散，現在更需要的是為新的思想和哲學大廈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些年輕人既以規劃整個中國的思想發展為己任，就自然會格外重視他們從西方引進的這一批思想火種的質量，他們對譯文質且的要求，主要也正是由此而來。

在這個意義上說，李澤厚——金觀濤式的“干起來再說”也罷，甘陽式的“要譯得好’也罷，都從不同的側面證實了，這些人對于整個文化形勢的估計，對他們選擇基本的翻譯策略，起了多么決定性的影響。

最后，與上述策略選擇密切相關的，就是對譯文的讀者的假定。既是將翻譯理解成思想啟蒙的重要途徑，那么，如何設定這些譯文的讀者范圍，就如同啟蒙者對于啟蒙對象的估計，變得非常重要。從《美學譯文叢書》的總序可以看出，李澤厚期待中的主要讀者群并不是專業人士，而是廣大的年輕人，是所謂文學和美學的“愛好者”。這樣的假設在《走向未來叢書》的編輯方針中體現得更為鮮明。這是一套著眼于“未來”的叢書，金觀濤們明確將“青年”定為他們最重要的讀者。

他們對書的開本的選擇，封面的設計(以黑白兩色的抽象畫作封面)，篇幅的限定(每本原則上不超過12萬字)，以及標題的改動(編委會明顯地喜歡用那種明快而能引起興趣的標題，如“人的現代化”、“人的創世紀”、“日本為什么‘成功’”之類)，等等，主要都是為了適應青年讀者的需要。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所以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之外，另設一套篇幅和開本都小一點的“新知文庫”，而且這套書的種數大大超過前一套，就因為他們也是將專業以外的讀者，當成重要的訴求對象。

這是一些自己就相當年輕的學者，他們很敏感，知道自己同代人的精神饑渴，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讀者的這種假定和選擇，是相當適時的。他們相信青年人是當時社會中最愿意接受西方思想的群體，而這些叢書出版以后的銷量證實了他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美學譯文叢書》的最初的幾批書，初版印數都達3萬至4萬冊。而《走向未來叢書》第一批印出的1，000套書(第一輯)投放市場后，四個小時就賣光了。以后不斷重印，第一輯12本書的平均總印數都在20萬冊以上，有的累計達30萬冊。至于《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不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許多譯本至今還在重印，“新知文庫“的印數更大大超過前者。

三

如果將上面描述的這一種翻譯組織方式，放在一個較長的時段里來看，你當然不能說它是全新的現象。即從近代以來的翻譯歷史來看，晚清由傳教士開啟的那些大規模的翻譯計劃，以及稍后嚴復、魯迅那兩代人的許多截譯和出版活動，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那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截譯叢書，其實都不同程度地顯現出類似我們描述的那樣的翻譯組織方式。但另一方面，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直到80年代出現的這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又確實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單從這一點，你就可以強烈地感受到20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歷史那令人感慨的悲劇性。但我這里想說的是，這樣一種翻譯的組織方式，對80年代整個的翻譯運動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在整個80年代，上述的這三套叢書是一直緊執翻譯新潮流的牛耳的。它們憑藉選題指向上的“先鋒性”和可觀的銷售紀錄，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榜樣。自它們之后，可以說大部分有影響的翻譯活動都是以出版叢書的方式組織起來的，而這些叢書的主持者，亦大半是直接仿效從李澤厚到甘陽的種種做法。正因為這些叢書有這么大的影響力[27]，在整個80年代，“社會科學”和文學作品的翻譯一直占據著翻譯活動的中心位置[28]。

魯迅和嚴復

不用說，這對中國翻譯界的重新結構，對翻譯界“公法”的破壞和重建，對一代新的譯文讀者及其閱讀趣味的形成，乃至對整個翻譯出版機制的更新組合[29]，都可以說是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而由于這些叢書的廣泛流行，今天30至50歲的關心社會、政治和文化的人當中，很少有人沒讀過這些譯著，它們對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也就異常深遠了。當代中國的許多特別的思想、學術和文化現象，都不同程度地起因于這些翻譯著作的影響。

例如中國思想界偏重西方而忽視非西方思想資源的傾向，當代書面語——尤其是理論語言的演變趨向，更不要說具休的文學、藝術、人文和社會科學理論的潮流更替，背后都有這些翻譯著作的影子在那里晃動。因此，我這里描述的這一種特別的翻譯組織方式對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深遠影響，確實不能低估。

最后還想討論的是，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為什么會(或為什么能)在80年代出現？限于篇幅，我只能在這里扼要地提出幾點解釋。首先當然是整個國家的政治改革氣氛的影響。“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解放思想”，黨內的‘改革派”與知識界協力發動“思想解放運動”，民間的改革力量也不斷呼應，到80年代末期，這一股改革的潮流幾經反復，終于達到了最高峰。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背景，李澤厚們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他們都不大可能產生那樣的計劃。

至于“文革”式的官方意識形態的逐漸瓦解，政府體制內一部分傾向開明的官員的出現，以及由此造成的宣傳、出版體制的微弱的松動，也都只有放在這個背景下才能得到解釋，而這些對于這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的成功運作，是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的。如果沒有社會科學院的支持和一些出版社的配合，李澤厚的計劃就僅僅只能是一個計劃，而《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的兩個編委會能夠取得“掛靠”國家編制的資格，更只有在獲得部分開明官員的支持后才有可能。

其次是當時整個社會在精神和知識上的巨大饑渴的刺激。從50年代初開始，文化上的封閉政策就執行得相當有力，也很成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更是變本加厲，紋絲不透，使全民族在精神和知識上幾近窒息。恰在這時，“文革”結束，社會緩慢但卻逐步地走向開放，國外的信息星星點點地傳進中國：正是在這種經歷長期封閉而剛剛開始開放的時刻，整個社會的精神饑渴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能量，對文化界構成巨大的吸力。

李澤厚們身逢其時，敏感并及時地抓住了這個時機。在我看來，這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對這一種“新”的翻譯組織方式的產生和成功，是有極為重要的誘導和支持作用的。事實上，在晚清，類似這樣的歷史情境的巨大的誘導和支持作用，就已經顯露過了。

酒井直樹、花輪由紀子主編《印記：西方的幽靈與翻譯的政治》，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我想說的第三個原因，就是80年代出現的一種新的“青年知識分子族”(我一時想不到更恰當的詞，姑且這樣稱呼)。相比起來，《走向未來叢書》和《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這兩個編委會的成員，更能夠顯示這一“族”的特點：當時年齡在25至40歲之間，聰明，在農村或工廠度過長短不等的歲月，受過或正在接受大學(往往是人文學科)教育；看破了“文革”式的官方意識形態的虛偽，渴望新的精神生活，有“理想主義“的熱情，亦有傳統的經世濟國的志向；懂一點外語，但不太多，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有一定的了解，但大多談不上系統和深入……這樣一種類型的青年人，是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的曲折歷史制造出來的一種特別的人，在這之前沒有這樣的人，之后大概也不會再有這樣的人。

他們的有些特點是前輩人沒有的，他們的另一些特點又正在后輩人中間逐漸消失。我覺得，“新時期”以來的許多文化、經濟乃至政治現象，都與這一“族”人有關。他們中有一些人后來成了著名的文化人(譬如這些叢書的主持者)，更多的人則歷經各種波折而在思想、職業以及人生志向上發生極大的分化。但在80年代，這一“族”人可以說是推動整個社會思想和文化變革的最激進的力量。當然，我所討論的這一種翻譯組織方式，以及80年代整個翻譯大潮的興起和流向，也都和這一“族”人分不開。

這三套叢書的主持者，絕大多數都屬于這一“族”；這些書的譯者，大半也都是這一“族”；而這些書的最初的讀者，恐怕大多數也正是這一類人，以及那些接近這類人、不同程度受他們影響的人。自然，深入去研究這一“族”人的歷史和社會作用[30]，不是我的意圖，大概也超出了通常意義上的“翻譯研究’的范圍。我在這里只是想指出，這一“族”人的存在，很可能是上述那一種翻譯組織方式所以會產生、并且能成功運作的原因，就社會構成而言，這是最內在的原因。

（原文刊載“文藝批評”文藝公眾號，翻頁請看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