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思想與文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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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一個翻譯界的黃金時代
1980年代堪稱是清末民初以后又一個文字翻譯的黃金時期，尤其在文化方面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翻譯運動。這一時期的翻譯在整個社會的文化轉變上，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整個80年代，是中國人重新感覺和思考中國的社會現狀，并為它重新確立發展方向的時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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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呂新雨、王曉明談斯圖亞特·霍爾
2014年2月10日，文化研究理論大師、英國社會學教授斯圖亞特?霍爾因病去世，享年82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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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灘”：資本又要“傳奇”了
“北外灘”是這兩年官員和資本家熱捧出來的一個新名詞，所指的那塊地方，本來叫“提籃橋”，后來也叫“楊樹浦”，一直是碼頭和工廠的聚集地，還造了不少工人新村。我提出來這兩個名稱，不是造兩個新詞自己娛樂一把，就像那些標題所渲染的，這是要大動干戈了。中國人本有“循名責實”之法，現在更是把這一套發揮到了極致：管你原來叫什么，管你那兒原來——和現在——有什么，你現在就叫“北外灘”了，你就該被“外灘”化了，用“特別報道”重點介紹的一位董事長的話說，你就是“打造地產奢侈品”的一塊好材料了！知道為什么老爺們買來一個新丫鬟，都要先給她起個香艷的新名字了吧，這是要預備下手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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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打破“支配性文化”
牛奶多了，奶酪才會多。天才的有創意的人從哪里來？只能從無數彼此不同的人當中來。老話說，上海藏龍臥虎，這其中的一個意思，是指這座城市里有非常多才藝不同的人。前些年，在大自鳴鐘那個電器集市里，有一個專門賣法語CD的中年人，對全世界的法語音樂人熟得不得了，很冷僻的作品，只要抄個單子給他，他多半就能搜給你，這就是藏龍臥虎。蕓蕓眾生之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才，他們有自己穩定的、強烈的興趣愛好，不為時尚所動，更不是只為了賺錢。這樣的人越多，文化狀況就越好，越能出有特色的文藝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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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從巴斯夫進駐重慶談起
看來，至少在許多地方，“經濟發展”的真正理由，并不是物質財富不夠多，而是這些財富的分配不公平。套用一個官員愛打的比方：當大部分蛋糕被少數人切走、其余人只能分剩下的一小塊的時候，常有兩個辦法可選：一，叫住那少數人：“不行，你們切走太多了，必須退一點出來！”二，把蛋糕做大一輪，讓那剩下的一小塊，隨之稍大一點。因此，如果在那些物質財富總體上并不短缺的地方，依然聽到“做大蛋糕”的強勁鼓吹，你就基本可以斷定，這地方是不準備叫住那些切走大部分蛋糕的人的。從這個角度，甚至可以說，那讓少數人安全地切走大部分蛋糕的社會分配制度，才是經濟需要“持續發展”的真正原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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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新的國家認同及其未來
在某種意義上，只有當“國家”成為一種包含了多樣側面的指向未來的價值目標，能將我們的視線引入遠遠比“國家”廣闊得多的世界，我們對它的熱愛才能經得起打擊，我們也才不至于動不動就跌回冷漠和空虛。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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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明：“大時代”里的“現代文學”
猶如一個在無路之路上艱難跋涉屢屢迷途的登山者，中國不斷地發現自己依然處在不得不“現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體力、同時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險的山口，依然還在前面。但是，從另一面來看，那山口已經不遠，社會內部長久積聚的各種深層因素的沖突，這些沖突凸顯的整個世界的“現代化”的內在矛盾——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非如此“現代化”就別無他路的大趨勢，可世界又難以承受這個“現代化”，矛盾開始顯露和激化。如果樂觀——或者悲觀——一點，那就可以說，我們正站在魯迅所說的這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的末端，甚至已經是開始走進“大時代”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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