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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一鳴】

幾天前，普京在俄羅斯大選中獲勝，再次獲得6年的總統任期，官方統計顯示，普京的得票率高達76.63%，這是自2000年普京參加總統選舉以來得票最多的一次（普京在2004年大選的得票率曾經達到71%）。

正在21世紀即將走進第三個十年的時候，對俄羅斯人來說，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普京勝選歡欣鼓舞的時候，那個埋藏在心底的“百年悲觀”是否還在？

幾乎整個冷戰期間，歷任美國駐俄大使赴任的首個目的地或許并不是莫斯科，而是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那里住著喬治·凱南，在戰爭行將結束之時以8000字長電報奠定了美國遏制戰略乃至世界冷戰格局的那個人。據說，凱南會建議大使們去翻閱一些18-19世紀的俄國歷史，在他看來，舊時代的俄國與現在的蘇聯在國家風貌、政治文化和人物性格方面沒有什么不同。每次臨別的時候，凱南會發出同樣的告誡——“世事愈變，俄國愈恒定”。

特工時期的普京

一、恒定的不安全感

這是一個封閉的地理世界，列寧將之喻為一個“被包圍的城堡”。麥金得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提到，這個國家的河流不是匯入咸水湖，就是恣肆地流向渺無人煙的北冰洋，“就與外部世界的人類溝通而言毫無用處”。自彼得大帝以來，這個國家用幾個世紀的時間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尋找出海口，祈望著有朝一日能夠打開那扇“通向西方世界之窗”，驅散漫漶于這片廣袤土地上的混沌與蒙蔽。

1814年，亞歷山大一世身騎白馬進入巴黎，俄國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這以后的200年里，這個國家不再畏懼，始終呈現出一種強烈的理所應當感。從封建農奴社會直接跨越至布爾什維克是一種理所應當，總能在災難降臨的最后時刻爆發出強大的民族偉力也是一種理所應當。這種偉力幫助他們成功抵御了拿破侖和希特勒，并自始至終保持了緊密的民族聚合，帝國的版圖一直在蔓延，從未流失。正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首任外交部長科濟列夫所言，“俄羅斯注定是一個強國”。

然而與很多生而自洽的帝國不同，這個國家似乎從不相信自己會為上天所恩賜，其戰略文化總是呈現出“一種兼具反省自我與懷疑他者的傳統”。他分明是威力無比、不可撼動的哥薩克巨人，卻總能為歷史所困，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自我質疑、迷失。自始至終，俄國的帝國邏輯充溢著一種悖論式的不安全感，越是覺得恐懼，越是瘋狂地向周邊擴張，站在邊境線緊張地向著陌生的土地眺望。在1946年的那份長電報里，凱南將之釋義為蘇聯行為的根源，這一根源直到現在仍然在潛意識里將俄羅斯的戰略文化緊緊包裹。

與俄國崛起的時間幾近相同。在大洋彼岸，美利堅帝國因為其天佑的“上帝選民”屬性生成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文化。溫斯洛普在“五月花”號上告誡那批最早前往應許之地的船民，“我們將如山巔之城，為萬眾瞻仰”。在那草萊初辟、篳路藍縷的日子里，美國人的先父們在內心深處與上帝結盟，為自己的在蠻荒之中的孤獨尋找慰藉。希金森在《新英格蘭種植園》中記述道，“我們最大的安慰和至上的防護手段是——我們有上帝與我們同在”。

在來到陌生土地的第一年，馬薩諸塞州的玉米就獲得了豐收，廣袤而富足的島國環境帶來了無與倫比的安全感。在此后的一百年間，這種安全感逐漸累積，并最終在外部世界一輪輪的邀請下，生成為一種布爾斯廷定義的美利堅式的命運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羅斯福們滿懷著救世理想將軍隊、清教精神跨過大洋，恣肆而激情地改造著這個亟待填充的世界。彼時沒有人意識到，終有一天，這種救世意識會越過歐陸的中心地帶，與俄國的不安全感直接碰撞。

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這場碰撞在20世紀下半葉蹣跚到來，這是一場歷史地位、意識形態、道義正當性和權勢合法性的漫長對抗。最終，福山的樂觀戰勝了斯賓格勒在一戰后對西方文明終結的詛咒，20世紀國際政治的主體敘事以蘇聯陷入那場浩劫般的“地緣政治災難”而結束。《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一書在開篇提到，“現實主義已經不再現實……那只是適用于悲觀世紀的國際政治”。

最終，這成為了蘇聯的悲觀世紀。

上世紀90年代初，圣彼得堡市副市長普京

二、悲觀世紀的蘇聯敘事

在悲劇的最后幾年，戈爾巴喬夫在聯合國大會闡述了對于國際問題的新認知，他在回憶錄里提到：“大廳里坐滿了聽眾，他們十分用心地聽取了我的發言，為我起立鼓掌歡呼。《紐約時報》的評論是，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羅斯福以來，沒有任何一位世界級人物像戈爾巴喬夫一樣在聯合國發表高見”。

一年以后，葉利欽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中傳遞了同樣的孱弱。“先生們，我們過去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美國是個少數壟斷資本家的天堂，廣大的美國人民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然而，我來到你們的國家，發現一切都不是這樣的。美國人民是勤勞的、友好的和善良的……美國能夠幫助我們，我們應當運用美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