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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Warwick Powell） 翻譯/陳佳芮】

近日，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在參加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訪談節目時，再次猛烈抨擊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結成所謂“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在他看來，AUKUS實際上就是美國對澳大利亞的軍事控制，很可能使澳大利亞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

基廷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

美國力圖重奪在亞洲的霸主地位，這一追求與東盟作為地區和平與繁榮的中心組織原則相沖突。一個強大且關鍵的東盟與美國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互不相容，反之亦然。為此，美國正通過一系列小型多邊協議網絡，調動其次級帝國主義盟友、附庸國及前殖民地國家，挑戰東盟的多極化格局。

本月初，2024年澳大利亞－美國部長級磋商會議（AUSMIN）在美國舉行，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與澳大利亞官員舉行會晤。會議旨在確認并協調澳大利亞的次級帝國主義利益與美國霸權的抱負。澳大利亞的次級帝國主義本能促使其承諾支持美國主導的地區戰略要務及相應的行動倡議。2024年8月7日發布的聯合聲明證實了美澳兩國在軍事領域立場一致——軍事特權由美國的戰略需求決定，而澳大利亞則繼續扮演次級帝國主義的角色。

8月6日2024美澳部長級磋商會議在美國舉行路透截圖

然而，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認識到美國的霸權已成過去。實際上，澳大利亞的官方立場認可東盟的核心地位。但在實際行動上，它對美國主導的地區軍事化承諾，已經對東盟核心地位構成威脅。

簡而言之，澳大利亞政府一方面既承認并支持多極化的地區秩序成為今天的現實，另一方面卻無條件支持美國的亞洲軍事戰略。正如澳大利亞著名學者休·懷特（Hugh White）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兩種立場是不相容的。

這些矛盾表明，澳大利亞與亞洲地區民族國家的關系尚未解決。這最終對澳大利亞的長期安全和繁榮意味著什么，基廷也曾經提出這個問題，大意是，澳大利亞是維護亞洲的安全，還是從亞洲以外獲取安全保障？

焦慮的國家與被遺棄的恐懼

現代澳大利亞是一個白人殖民定居者國家，其與亞洲的關系帶有深深的歷史、文化和種族的烙印。著名的澳大利亞歷史學家戴維·沃克（David Walker），在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澳大利亞對亞洲的態度時，將其描述為一個“焦慮的國家”。

19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金礦區的暴力事件中，中國工人遭到盎格魯-歐洲人（Anglo-Europeans）的襲擊和騷擾，還被污蔑為病毒攜帶者和經濟威脅。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頒布了一系列推崇白澳的法律。“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亞作為一個獨立國家誕生時的核心組成部分。這是澳大利亞的種族文化胎記，而這一切，還遠未觸及白人殖民者對待澳洲大陸原住民的方式。

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白澳政策”才正式結束。然而，正如我之前討論的那樣，這一政策是否真正遠離仍值得商榷。

在整個殖民及后殖民時期，澳大利亞一直在大西洋彼岸強國的庇護下尋求安穩與保障。這一選擇最初是英國殖民主義的延續，而后則是二戰后局勢的必然結果。幾十年來，美國的軍事優勢為澳大利亞的國防政策和精英階層提供了堅實的支持。

如果沃克“焦慮的國家”是澳大利亞與世界關系的一個端點，那么艾倫·金格爾（Allan Gyngell）所稱的“被遺棄的恐懼”則是另一個端點。

在其同名著作中，金格爾追溯了1942年以來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他描繪的澳大利亞外交姿態表現出對被大國遺忘的恐懼。金格爾認為，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旨在保護一個人口稀少、地域遼闊且偏遠的大陸。當然，只有當外交政策機構從跨大西洋保護者的角度來定義鄰近性時，這種偏遠感才有意義。澳大利亞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鄰近，加深了沃克所述的焦慮，同時由于遠離強大盟友，其焦慮感進一步加劇。

在焦慮和恐懼的籠罩下，亞洲是澳大利亞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因而，澳大利亞必然在亞洲尋求安全，在整個20世紀和21世紀初，澳大利亞或多或少地實現了這一目標。在這期間，若干事件的發生曾試圖重塑澳大利亞的安全觀，使其承認地理因素的不可改變性，并順應亞洲經濟崛起的現實。

諷刺的是，隨著亞洲的經濟增長，以及澳大利亞與亞洲的經濟往來增多，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系逐漸被日益加深的焦慮所籠罩。

亞洲經濟的增長，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動搖了澳大利亞一直以來所依賴的全球秩序。這一秩序本可以讓澳大利亞在安全動蕩時，得到美國軍事和經濟優勢的庇護。

隨著亞洲的強大，特別是中國的崛起，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精英階層就愈發不安。因為澳大利亞與亞洲經濟融合日益加深，澳大利亞對這一融合的依賴就會不斷增強，與此同時，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地位就逐漸減弱。

“美國在軍事上已無力支撐其全球野心”

蘇聯解體后美國單極格局隨之建立，在這30年中，鮮有人質疑美國的軍事霸權。從1991年到2019年，美國以各種名義擴大了其全球軍事干預。在此期間，美國平均每年發動3.7次軍事干預，相比之下，1946年至1990年間，這一數字為2.4。

美國的安全原則就是將世界各地區視為其勢力范圍，美國安全即全球安全。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擁有超過800個軍事基地，可以在任何它認為適當的地方和時間采取軍事干預。其軍事與國防預算也可以保證美國能同時進行兩場戰爭。

不過，美國在全球各地的軍事優勢正面臨沖擊。俄烏沖突及西亞沖突的加劇帶來了日益增長的軍事產業需求，現在美國生產能力和供應鏈能力的局限已經暴露無遺。對于外界質疑美國“三線作戰”的能力，美國總統拜登曾回應，“我們可是美利堅合眾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可見其傲慢。

現實情況是，在面對勢均力敵的國家間沖突的實際需求時，軍工復合體的維修和更換能力不足。

路透社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由于多年的誤判和忽視，西方國家集團制造155毫米口徑炮彈的能力已經嚴重衰退。面對烏克蘭的消耗戰，庫存已被大量消耗。現有制造體系中普遍存在生產缺陷，這導致無法迅速提高產量以滿足勢均力敵的國家沖突需求。即使努力增加產量，整個北約的產能擴張也無法與俄羅斯的產量和增長相提并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調查顯示，在炮彈生產方面，俄羅斯的產量是北約的三倍之多。

2024年2月，五角大樓收到了數據分析公司戈維尼（Govini）的一份報告，該報告評估了美國國防承包商的供應鏈風險。這份名為《數量至關重要：國防采購、美國的生產能力及對中國的威懾》的報告得出結論：

“美國國內的生產能力已大為萎縮，今非昔比。美國50個州中沒有一個能夠生產國防工業多個關鍵產業類別。哪怕一支敵軍精心策劃25次攻擊，使用任何一種手段，就能使美國先進武器的大部分制造設施癱瘓。按照美國政府的當前做法，沒有足夠的工業生產能力支持遭受火力攻擊的盟友，并阻止太平洋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