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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文化縱橫】

精英生產過剩假說：美國在過去20年間是否培養了太多失意的大學生？

有一項數據令人大開眼界：自2010年以來，美國的文科生比例大幅下降。

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杰明·施密特指出，美國主修計算機的學生幾乎與文科生全部加起來一樣多：

轉變的原因顯而易見：美國大學生希望能夠找到高薪或者有保障的工作，囊括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STEM領域，醫療領域，酒店等以工作為中心的專業領域，生源一直在上升。

回顧千禧年至10年代初文科熱，以及美國過去8年的社會動蕩，我想到了俄裔美國學者、康涅狄格大學教授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的精英生產過剩理論。他認為美國培養了太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對自己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抱有過高期望，但現實經濟和社會無法滿足這些期望，導致他們轉向左翼政治和“破壞性”的社會行動。如下是圖爾欽理論簡短概述：

“精英過剩被認作是美國政治局勢緊張的根本原因。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千禧一代要么失業，要么就業不足，要么沒有達到他們期望的高地位。早在疫情爆發之前，特別美國培養出的博士就已過剩，特別是在就業前景黯淡的人文和社科領域。”

圖爾欽的這一論斷頗為生疑：他只關注了勞動力供應，而忽視了勞動力需求。但這個理論至少可以解釋美國最近的一些動蕩，特別是左翼政治的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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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職業的消失

舉個例子，如果你在2006年的美國畢業，手持英語或歷史學位，你能做的事有很多：去法學院繼續進修成為一名律師，從而擁有高薪、有聲望、穩定的工作；你可以去媒體或出版業，滿足去東海岸定居的愿望和內心的幾分浪漫色彩；如果你想要的只是智力上的刺激和聲望，你可以嘗試做學術；如果安穩是你的首要目標，你可以成為一名中小學教師或者為政府工作。

雖然不及理科生，但文科生的職業道路在當時仍算豐富，起碼能讓一些年輕人沒有太多顧慮的選擇文科。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如上列出的每一條道路都變得有些困難。

首先從法律行業講起，這是文科生最為主要的一個去處。從1970年左右開始，美國人均律師數激增，但到世紀之交，它已趨于平穩：

正如《大西洋月刊》前高級編輯喬丹·魏斯曼（Jordan Weissmann）所述，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法律行業就業停滯不前，“計費工時”的下降更導致了收入縮減。上法學院的年輕人供過于求，在遭受了市場打擊后，幾年后法學院的入學率也隨之出現崩潰：

出版業的衰落，不止于康泰納仕等巨頭裁員的軼事。自千禧年起它一直處于衰退狀態，在大蕭條期間更遭受了驟降：

盡管傳統出版業的衰落有一部分歸咎于互聯網的發展，但數字出版的增長量并不能填補傳統新聞、書籍和雜志下降的缺口：

至于學術界，文科終身教授的招聘一直開口很小，但金融危機后它進入了深度下降：

而大學通過雇傭低薪兼職人員來取代部分終身教職節省資金的做法，也無形壓榨了雇傭人員的休息時間，以便更內卷地獲得終身教職。

至于公務員的工作，也在大蕭條期間結束繁榮：

同樣的事情也適用于K-12行業，不僅在大蕭條后發展停滯，行業本身也不舒適：

過去20年里，文科畢業生的傳統職業道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文科報考出現了巨大的繁榮。

精英生產過剩理論認為，這種情況催生了一個易爆的社會環境，并最終在2010年代后期引發了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