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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9日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福建農林大學溫鐵軍教授發表了題為《去依附：億萬農民救中國》的演講，以下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已經本人審閱。】

謝謝40人論壇的邀請。我今天的發言是要嘗試著講好“50”“80”“10”三個年代發生的中國故事。原來想等2010年以后這第三個年代過完再講，現在有這個會，就先跟大家做一個扼要匯報。演講題目是“億萬農民救中國”，顧名思義是講三農問題，大體上用中國人做經驗歸納的“起承轉合”來形成理論上的“格物致知”。從講好中國故事的需求來看，相關的理論體系確實需要重大調整。

1950年土改——億萬農民化解國初危機

大家知道，民國在1948年有一個重大的深改，也是美國人幫助搞的——借入4800萬美金作為貨幣發行依據，改掉了原來法幣制的主權貨幣體系。但，這種外匯本位的貨幣體系4個月就崩潰了，民國隨之惡化了長期通脹，從而導致軍費占比高達80%以上的高赤字財政不能維持；于是現代金融與財政的失敗導致了其軍事上的失敗。共產黨靠小米加步槍一個連隊能夠讓上萬國民黨士兵交槍，除了革命軍人神勇之外，主要是民國政府沒錢給軍隊發餉了。

共產黨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時期主要靠發動農民群眾參加土改來支援解放戰爭，農村根據地沒有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來支付農民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軍從村里取走多少小米、軍鞋、門板（擔架），打個白條就可以了。當年解放戰爭的時候給農民打的白條直到2007年還發現有沒還上的。這些事情在理論上都有深意。

那個時候傳統農村沒有現代金融，卻能夠靠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但，共產黨剛一打進大城市，立即遭遇到民國政府的問題——必須每天都要有財政開支才能維護城市管理。

民國的軍隊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開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醫療、街道衛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財政維持。于是，時所必然地發生所謂國初危機，主要是指1949年解放之后共產黨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嚴重的財政赤字！雖然比民國低大約10%，但新政權赤字率仍高達70%以上！

于是，新政權為了保證財政開支，只能增發貨幣。但國民黨在離開大陸的時候把所有的黃金和外匯全部帶走了，發出了的貨幣只能是毛票子！

所以，國初當時第一大危機就是舊政權放棄主權幣制造成的惡性通脹不僅沒被革命中斷，反而在奪取了大城市之后延續為更嚴重的惡性通脹。

此時，若繼續按1947年確立“新民主主義”給定的、與一般發展主義無異的私營企業+市場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的既定方針辦，則這個新政權肯定難以維持。雖然共產黨明確要發展私人經濟，但是在惡性通脹壓力下任何實體企業都沒有利潤可言。

實際上，所謂脫實向虛不是現在發生，在高通脹的1940年代末期已經是私有制經濟脫實向虛，生活物資囤積居奇、股票市場多空炒作……那確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使然。若然，則國初危機是不可挽救的。

那該怎么辦？幸虧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88%的傳統二元結構，1947年共產黨就開始搞土地按人均分的“均田制”，使占總人口88%的農民恢復了小農經濟，客觀上使得新政權只需管理不足12%的城里人。

可見，這個歷朝歷代開國之君都屢試不爽的“均田免賦”這個國策，在國初只做了一半（均田不免賦），結果卻是億萬農民救了高通脹之下的財政危機。

具體看，因為一旦土地到手，傳統小農經濟都要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同時還要追求擴大再生產，也就是土地面積擴大，那就節衣縮食盡可能多向國家交售農產品，恰逢私人資本脫實向虛之際必然把白米、白面、白布這些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哄抬物價，新政權正在從上海到武漢的大城市里打“三白”戰役，政治上就被認為是在跟共產黨爭奪天下。

這時，新政權通過全國土改從農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供給用于平抑市場價格，迫使大批囤積居奇的私商破產。與此同時，農民出售農產品還吸納了大約一半的超發貨幣，為了買地還把這些毛票子儲存到銀行不進入流通領域，這就間接地幫助人民銀行吸儲回籠的同時幫助新政權極大地減少了財政赤字壓力……

總之，新政權靠土改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靠增量農產品穩定供給幫助共產黨壓低了城市物價和吸納了過量增發的貨幣，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從1948年民國金圓券改革造成的這種惡性通脹危機壓下來了。

這個故事過去沒有誰認真講過，所以講好中國故事一定要從頭講起，不能中間截斷了再搞另一套英雄史觀。

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演講

1980年的二次土改——億萬農民第二次救中國

從國初到改初，農村的做法一脈相承：毛澤東的土改是為“起”，鄧小平的土改則為“承”。1980年代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表述一口氣讀下來有難度，實質是“大規模動存量”的財產關系調整——按農民人口均分土地到戶的“二次土改”。

中國經濟50、60年代先后被美國和蘇聯封鎖，借鑒薩米爾阿明的理論，1960年之后中國進入完全“去依附”時期，其中會有對失去依附紅利的“錯覺”和實現去依附的成本。據此可以認為，60-70年代的普遍貧困是中國維持完全的主權獨立國家所帶來的制度成本，由此加劇了原來全盤蘇化時期形成利益群體對依附紅利的“錯覺”，并延續而為今日思想界之混亂。

從7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利用尼克松訪華之前放松對中國封鎖的機會，開始引進外來技術和設備調整工業結構，這就造成了引進外資的成本，即120多億美元的負債。其實70年代任何引進外資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出現了債務危機，中國也同樣，直接表現為1974年超過百億，1979年突破200億的財政赤字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產業資本其實沒法進行擴大再生產投資，甚至連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投資都不夠，于是出現了大面積的城市就業不足；這時又有“讓步政策”讓數千萬知青回城。我們一代人有幸遭遇了幾次大變故，1980年那次得到大回城的好處，但是回了城卻無業、無家、無老婆……遂有第一次被城市承載大危機硬著陸代價，也因此，催生了放權讓利為主要內涵的改革。改革不是誰拍腦袋就拍出來了，實質上是應對危機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