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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

大家好，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東西都是跟大家學的。來了戰旗鄉以后，首先跟陳部長（成都市郫都區組織部副部長陳錦）學了大家開座談會（指8月26日下午“郫都區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討會”）討論的一些問題，跟何院長（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執行院長何玉建）學了唐昌怎么能夠變成一個大公園，跟高書記（戰旗村黨支部書記高德敏）學了現在戰旗村作為一個集體經濟怎么能把租吃得多多的，怎么能讓租值最大化。

01

什么是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就是收租經濟

剛在會議室跟大家討論昨天會議（“郫都區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討會”）的要點，我通過昨天大家的討論，將學到的東西歸納為一條：今天中央提倡搞集體經濟，很多人不知道集體經濟是干什么的，我告訴大家今天的集體經濟主要不是搞生產，而是學會吃租。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說，你們想想過去在農業社會，地主是干什么的？是吃租的。除了收租他還干什么？地主至少是掌握了他這塊土地上的生產情況，也就是信息，佃農能生產多少，哪些佃農適合種哪些地，應該給他配牲口，還是配農具等等，這些在傳統農業管理上的管理責任是地主的。那再進一步，地主當時收租收的是實物租，打下多少稻谷，大家按照定額來分成，比如四六開還是五五開。按定額分成，分成以后地主成規模地集中了地租，其實就是集中了糧食，集中了農產品。肯定不能自己吃，于是他就變成了一個零成本地獲取最大化的農業剩余向市場供給的規模流通主體。所以在農業社會，在我們沒有進入土地革命之前，地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的主要功能是收租。

同理，我們今天農村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是資源的所有者，當然和以前性質不同了，那他去干活嗎？就像地主會去干活嗎？如果我們一定要讓村集體除了收租之外，還得去干農活，那就無異于過去讓地主下田去干活，讓佃農們進城打工，位置就顛倒了。當然不是說過去一定對，沒有對錯，我們只是打個比方。好讓大家理解，集體首先是吃租的。

大家看現在還有一些集體經濟的典型，比如華西村，華西村是把自己的土地上全部種了廠房，種廠子不種地了，于是收的是廠租。再看廣東珠三角四小虎，順德、佛山、南海、中山這些發達的農業地區，村集體在干嘛呢？全都在收廠租。今天在戰旗，高書記在收什么租呢，他在收資源租，在收風景租，在收鋪租，十八坊也好，小吃街也好，農莊也好，所有這些東西是租出去給租戶，然后村集體吃的是鋪租，就是商業租。想想這就變成什么呢？過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產業租，華西收的是第二產業租，廣東四小虎收的是第二產業租，戰旗村高書記收的是第三產業租。是不是這么回事？有時候大家說我們搞不了集體經濟，我們村什么也沒有，那是因為沒有把村集體放在吃租者的地位上。

所以告訴大家集體經濟是什么，是吃租經濟。農業社會吃的是地租、農業租，工業社會吃的是廠租，現在是生態社會，吃的是資源租、空間租，是鋪租。戰旗村搞民宿、農家樂、酒店，其實是分享了床板租。剛才在會議室，有市里來的同志說，現在市委書記提出的是要讓成都變為雪山腳下的花園城市，大家也知道我們在戰旗村很輕易就能看見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題材就是雪山腳下的唐昌、雪山腳下的戰旗，甚至可以說是都江堰旁邊清水的戰旗。所有這些討論說明什么？我們今天的集體經濟想要有發展，就應該把集體收租的租源、收租的來源搞得多多的。把超過集體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資源搞得少少的，這集體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大家說集體經濟很多地方空殼村，已經都分了，沒有東西了，我們還怎么發展集體經濟。就是因為還沒有把自己腳下、沒有把村集體能夠掌控的那些資源變成收租的租源。很多地方搞不起來，搞不起來的原因是還沒有搞清楚當地的租源是什么。

02

如何重構集體經濟

“三變”才能重構新型集體經濟

1、資金變股金——集體經濟的資產來源及政策基礎

今天中央文件講三變改革。第一條是資金變股金，這個說起來很容易，大家都知道資金可以變股金，但是什么資金變為什么股金，討論的不夠。現在是黨要求農村貫徹發展集體經濟的方針，組織部從中組部下來，一直到各級組織部，都有發展集體經濟的資金，這個資金如果撒了胡椒面，那就等于沒有把資金變股金。

很多地方把投到農村的資金全部變為集體的流動資金。比如給村里搞項目，但這個項目下達到這個村子的時候，項目資金變為村集體的流動資金，然后集體來使用做項目，這不就形成集體資產了嗎，怎么就不能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呢？資金變股金，什么資金呢，政府投到農村的資金變成集體的流動資金，這些資金形成的資產變成集體的固定資產，這不就是資金變股金了嗎？很多人說集體是空殼，我說是因為大家長期以來沒有把資金變股金這條中央政策落實到位。有些部門就是拿著項目資金去跟那些企業勾兌，從中跑冒滴漏，分點、拿點，這難道不是普遍現象嗎？

如果一旦把這個資金下達為集體資金了，那基層一個村里面會有無數雙眼睛盯著這個錢，再想跑冒滴漏就很難了。因此我們很多部門現在要求必須招投標，必須得第三方評估，必須得交給那些有資質的公司，這些東西，其實是給自己的跑冒滴漏制造了無數的借口，就是不愿意把資金變為集體的股金，自己掌握著。于是當這些項目修到村的時候，老百姓會替你照顧嗎？會替你管著嗎？會替你愛護嗎？這樣的項目下達到基層的結果，是你管不了、管不好、管起來不合算這三條。為什么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呢，只有當你把資金下達到村，變成村的股金，村里面去修了，去做了這些設施了，才會替你管，幫你管好，有了問題才及時解決。

為什么要給村集體，說的很清楚了，下到村里的項目，盡管完全合法地把這套程序走完了，但其結果并不好。所以，為什么不能把國家下撥的資金給集體呢，反正是要發展三農的。與其部門管著，不如資金變股金，做給村集體，現在很多地方試點縣都已經有成功經驗了。如果不放心，資金部門可以保留所有權，把處置權、分配權、收益權等等一概下到村集體，保留所有權監督，保證投到農村的基礎設施資產不被私有化。也可以以所有權做股，在縣級構建一個平臺公司來發展集體經濟，可以有各種各樣制度性的調整和組織結構安排。比如我們郫都區的深改辦、成都市的深改辦，應該考慮如何借助中央提出的加強集體經濟的政策潮流，來調整我們農村的三農結構，把我們郫都區、唐昌鎮、戰旗村變為一個雪山下的大花園。

剛才跟大家說，我所有的知識都是跟大家學習學來的。只要大家有學習精神，見縫插針地學習，虛下心來，向所有交流的對象學習，就一定會有所創新。今天大家還是愿意聽我的，可能是因為我學的多，我把每一個人所講的東西，都從中盡可能去找到他的知識點，然后把這些知識點變為我們可以融會貫通的知識體系。所以，就告訴大家這個集體經濟是吃租的，第一產業吃的是農業租，第二產業吃的是廠租，第三產業吃的是鋪租，加上床板租。說到底，就是怎么調整結構、怎么能借助三產，把我們的租搞得多多的。

國家進入21世紀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調整就是生態文明戰略。我們國家很有意思，一代一代接著干，久久為功，不翻烙餅不折騰。其實，生態文明早在2003年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中央提的是科學發展觀，不就是現在的發展戰略嗎？現在仍然是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后，就要求放棄單純追求GDP的思想，但那個時候各地地方政府都在激烈競爭GDP，很難改過來。然后，就提出能不能改變核算方式，把統計體系改了，改成綠色核算體系。這樣劇烈地競爭GDP，導致社會關系高度緊張，所以中央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另一方面，由于大家在競爭GDP的過程中，外資正好滾滾流入中國，于是各地搶占土地，結果導致農民大量發生群體性治安事件，一時之間上訪告狀每年增加10000多起，最高年份能增加到17000多起。于是，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同時，針對農民大規模上訪的客觀挑戰和壓力，提出農業減免稅，把農民稅費負擔一次性減到零，從2004年推出試點，2005年全國實現，2006年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時候的說法是，沿用了幾千年的農業稅賦一次性減到零。但緊接著也帶來一系列問題，縣以下開辦的涉農企業，跟著一塊減稅，縣鄉村三級的收益大幅度減少，債務就開始暴露了。因此，2005年農業免稅的同時，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叫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向農村投入。縣鄉村三級不是負債了嗎，不是沒錢了嗎，不是不能征收稅費了嗎，誰來解決問題呢？當時國家明確提出，縣以下三農的責任由中央和省兩級承擔，不再像過去那樣由縣來承擔，責任上收，由中央和省兩級承擔。所以，這個政策變化是非常實事求是的，生態文明重大戰略轉型，從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農業免稅政策提到新農村建設這一由國家承擔投資責任的戰略提出，國家大規模向農村投入基礎設施。也就是那個時候，水、電、路、氣、寬帶，五通進村。

國家大規模向農村投入，從2005年開始，把農村的絕對地租變成了極差地租。過去地主，如果把土地整平整了，有了對土地的投入，就意味著產生了極差地租。如果農田高低不平，沒有修整，就只有絕對地租，這種地一般都是愿意租給那些干活能力不強的人；而平整過的能夠有較高產出的土地，則會租給人高馬大能干活的人，這樣產出高產生的租量也大。2005年新農村建設，最先搞的就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讓水、電、路、氣、寬帶都進村，意味著把農村中過去只能產生的絕對地租變成極差地租。這原本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一個極好機會，集體可以多吃租。只有產生增量租的時候，村集體跟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才能建立。可惜那時還沒能來得及形成“鄉村振興”這么明確清晰的指導思想。

鄉村振興戰略在“十九大”通過，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當然，不是說過去的政策不對，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那個年代沒有加強集體經濟，村干部也很難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相當多的資源漏出了，或者說本來產生了極差地租，但這個租值耗散了，散哪去了？跑冒滴漏了。再后來，又有了加大反腐力度、增加官方投入等重大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