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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竹上周在觀察者網發表文章《應當區分專家和公知》，主要觀點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大多只是“意見分子”、“鼓動分子”，并無提供新知識的功能，反倒造成民粹主義泛濫，在當前的形勢下，應當逐漸被邊緣化，以讓位于專業主義的發展。我很同意。在此也談兩點，以為呼應。

一、為什么西方公知的誕生比中國的士大夫晚了兩千年？

在我看來，波波利金所定義的那種“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西方公共知識分子，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一樣，也是政治權力變遷的產物。從理論上講，當政治權力發生現代化，開始從宗教權力、傳統權力、暴力權力向知識權力過渡時，這種公知作為新型權力的代理者就應運而生了。

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誕生遠遠晚于中國士大夫的出現，借用福山的觀點，蓋因西方的政治現代化遠遠遲于中國。

在中世紀的歐洲，社會上只有三個角色：教士、騎士和農民，前兩者是統治者，后者是被統治者。在基督教傳統中，這個秩序被認為是上帝的安排，永恒不變。其時，文化、知識、藝術等尚未從信仰體系當中分離出來，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

所謂“黑暗的中世紀”，就是指那個時代的“反智主義”傳統。教士靠迷信統治，騎士靠暴力統治，知識毫無用處。雖然也有文人，但沒有社會地位。貴族們普遍厭惡學問，只崇尚武力技能和軍事成就，將文人視為卑鄙的小人。一位16世紀的英國貴族宣稱，“我寧愿我兒子被絞死也不要學習字母…這種事應該留給鄉巴佬的兒子們。”

但革命性的變遷終究還是來了，從15世紀開始，歐洲先后在地理上與新大陸相遇，在信仰上與新教相遇，在知識上與希臘羅馬知識和新科學相遇。

這些相遇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貴族們傳統的統治方式受到了嚴重挑戰。政府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復雜，法律內容越來越復雜，連軍事技術也越來越復雜。就這樣，培根所說的“知識就是權力”的時代到來了，經過了大學學習的官員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應運而生，并很快就取得了與傳統的軍事精英平等的社會地位。

這就意味著，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之后，歐洲歷史上第一次，那些沒有貴族血統、沒有軍事功勛、完全憑借知識和才能出人頭地的“小人物”，得以進入統治者階層。

這是一種新生人物，是不親自出征但卻可以指揮軍事行動的新貴族。他們注重個人品行和自我教育，而不是出身；定位于知識權力，而不是暴力權力；志在服務政府和國家，而不是家族和個人。

不難看出，新貴族的行為標準，其實完全就是孔子當年為“士”所做的規定，如“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等。

但卻整整晚了兩千年。

法國法蘭西學院1634年開始對所有人開放，只問才華，不問出身。作為國家批量生產知識分子的一個制度化安排，此舉比中國的科舉制整整晚了一千年。

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中國是現代官僚機構的發明者，也是最早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國家。所以，作為知識權力之產物的中國士大夫，也大大早于西方公知的誕生，是公知的先行者。

二、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從何而來？

如前所述，西方的公知，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同步誕生，同時伴隨著一個從服務貴族到服務國家的升華。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升華就到頭了，因為國家已經至高無上了。盡管知識體系自身仍然在膨脹，但主要是“橫向”的專業化細分，再沒有更多“縱向”的、超越國家觀念的新知識了。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就沿著知識體系的“橫向”發展轉入了專業主義道路。這一點，在二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文化理論”等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

但中國士大夫的情況卻大不一樣。若從周朝算起，中國的士大夫甚至在國家成型之前就已出現了。他們的“心憂天下”情懷廣闊無邊，在“天下”這個宇宙秩序之下，國家和君王也都只是組成部分，都需要服從天道。他們的“士志于道”志向堅定不移，在“三代”這個烏托邦標準之下，所有的后代都禮崩樂壞，都需要克己復禮。

荀子說“從道不從君”，孟子說“樂其道而忘人之勢”，連孔子都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更不用提老莊和佛祖了。

這個特殊的烏托邦精神取向，恐怕可以解釋中國知識分子與專業主義道路的無緣。由于始終有一個“道”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喚著，中國的公知就抱定了“士志于道”的信念，哪兒也不去了。任何的專業化和職業化方向，都只能是離“道”越來越遠，近乎離經叛道，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鉆到哪些個破地方去呢？

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對此有極好的論述，他說：“他們（指明清士大夫）是全整意義的‘業余愛好者’和人文文化的嫻雅的繼承者。他們對進步沒有興趣，對科學沒有嗜好，對商業沒有同情，也缺乏對功利主義的偏愛。他們之所以能參政，原因就在于他們有學問，但他們對學問本身則有一種‘非職業’的偏見，因為他們的職責是統治。”

其實歸根結底，這種“非職業”傾向也是一種“職業”，就是關于“道”的專業。但由于“道”太高深莫測、虛無縹緲，完全無法通過實在的科學方法來把握，只能通過文化描述或審美體驗來若即若離地接觸。這也就是中國士大夫在文學、繪畫、書法等領域都只求空靈、寫意等“虛相”，不圖邏輯、比例、透視等“實相”的終極原因。

由此可見，當知識權力建立在了烏托邦理想之上，而不是科學技術之上，專業主義道路就很難發展了。尤其是，代理了“烏托邦知識”的公知，也一定是對現實抱批判態度，對世俗抱反叛態度的，因為烏托邦永遠至善至美，當下的俗世永遠丑惡齷齪。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法國和俄國涌現過更多的公知，而英美則在“最后的知識分子”消亡之后徹底轉入了專業主義道路。原因無他，法國和俄國的文化，更接近中國文化，都有很強的烏托邦理想；而英美由于有一個經驗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哲學傳統，最終成功割斷了原有的烏托邦情結。

至于中國當代的公知，無非是傳統的士大夫、近百年的革命者、當下的自由派的一個怪異混合。表面上看起來，革命否定了天道，自由否定了革命，三者之間是相互否定的關系；其實不然，歸根結底，天道是烏托邦，世界大同是烏托邦，自由主義也是烏托邦，三者之間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關系。

烏托邦代表了一種超驗的、至上的、終極的知識，從中幻化出來的那個批判一切的知識權力，才是公知們的不滅真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