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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顛倒的文明顛倒過來

文明的高下之分建立在對世界歷史的構建之上，后者如何建構，決定了前者如何比較。

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眾所周知，他認為：“現代全球的政治，應當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與文明間的深刻沖突來理解”，“文化身份差異、文化對抗性和文化關聯性會扮演主要的角色”。無論批評者們怎么說，從理論上將世界大勢看成是西方文明圈、伊斯蘭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之間的沖突博弈，仍有著很強的解釋力。

但是，與孟德斯鳩的政體三分法和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論一樣，在本質上，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也出于西方中心論立場，也服務于抬高西方基督教文明，打擊非西方異教文明的政治目的。

要破除這一政治神話，回歸世界文明的真正圖景，也要從基本的歷史事實開始梳理。

一、人類社會最早的國家雛形，出現在古埃及、古蘇美爾、古黎凡特、古安納托利亞這幾個位于大中東的地方。考古發現，其中的一些城邦國家已經發展出了很“現代”的政治組織。通過對1968年發現的約2萬件“艾布拉泥版”的破譯研讀，人們發現，公元前3千紀這里曾有一個控制著60余個附屬國和城邦國家的強大王國，26萬人口和巨大的貿易網絡通過1萬多的行政官僚管理，這些官僚大部分不是國王的宗親，而是由首席大臣（維齊爾）選拔指定的。

也就是說，非氏族的、現代化的國家行政組織，在古黎凡特地區甚至早在公元前3500-2500年間就出現了，甚至比中國的國家雛形還要早上千年。但是，既然如此，為什么后來反倒越來越落后了呢？為什么整個東地中海地區沒有提前中國2000年建成大一統國家，更沒有成長出廣土巨族呢？為什么5000年后的今天反而更加四分五裂了呢？實際上，這個艾布拉王國就是今天的敘利亞東北部，都城就靠近今天的阿勒頗。

二、再看西歐地區。在公元前的數千年里，整個西歐沒有出現文明之光，古埃及建成過埃及帝國，古蘇美爾先后出現過阿卡德帝國、吾珥帝國、亞述帝國、巴比倫帝國、赫梯帝國，古波斯先后崛起過米地亞帝國、阿契美尼德帝國、波斯帝國，而西歐地區，如果排除掉“泛希臘化”時期這段編造痕跡明顯、史實極為可疑的歷史，那么，真正的帝國羅馬帝國直到公元前一世紀才出現，而在持續了四百多年后就結束了。

西歐地區再次出現帝國，是一千多年之后的事，首先是16世紀借助于美洲殖民地崛起的西葡帝國，然后是借助于美洲、非洲、亞洲殖民地崛起的荷蘭帝國、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確切說，這才是真正意義的“西方”，一個晚于所有主要的東方文明3000年到2000年才出現的、只是借助了新大陸的財富才得以崛起的、與所有古文明都沒有直接聯系的、靠編造世界歷史才把自己打扮成悠久文明的“暴發戶文明”。

這又是因為什么呢？文明發展的開始階段晚一些不是問題，但既然有過一次短暫的亞歷山大帝國和一次長達四百年的羅馬帝國，而且兩個帝國都曾包括了很大部分東方地區，文明的融合深入發生，為什么還會在西羅馬帝國解體之后立刻跌入文明的谷底，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毫無復興的希望呢？是不是如果沒有發現新大陸獲得意外之財，整個西歐就會一直沉淪到今天呢？歸根結底，到底是什么東西抑制了西歐正常的國家發展，斷絕了成長出廣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三、再看阿拉伯地區。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氣候等惡劣地理條件，使得阿拉 伯半島在公元7世紀之前始終游離在各大文明中心的邊緣。綠洲中的定居者和游牧的貝都因人都是多神崇拜，相互之間以搶劫、納貢、仇殺為主要的交往方式。在穆罕默德教出現之后，新宗教宣揚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經典、信末日，客觀上打破了氏族壁壘，諸多血緣群體之間開始形成穩定的地域關系，甚至引起了財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革命。但事實上，溫麥并未完全取代氏族關系，以溫麥為基礎的新型伊斯蘭國家與現代化國家仍然差別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以新的氏族代替了舊的氏族。

在穆罕默德生前和死后的“四大哈里發”時期，伊斯蘭世界的版圖迅速擴大，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先后有倭馬亞、阿拔斯、阿尤布、馬木留克、塞爾柱和奧斯曼等巨大的帝國崛起。按說，早已有了進行大一統國家建設的良好條件，即使沒有達到中國秦漢時期的程度，至少可以復原類似于艾布拉王國時期的政治制度。然而，20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轟然解體，以及持續至今的各自為政、分崩離析，證明了伊斯蘭世界只是一個徒有帝國外殼的部落組織集合體，與中華帝國根本沒法比。

四大哈里發時期

這又是因為什么呢？歸根結底，到底是什么東西抑制了伊斯蘭世界正常的文明發育，斷絕了成長出廣土巨族的光明前程？

對以上問題的追問，不得不深入到這樣一個認識當中：在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三者之中，前兩者有一個共同性，即都是源于猶太教，或者說源于亞伯拉罕教，或者說一神教。而儒教文明與前兩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天人合一信仰，或者說世俗主義精神。

從理論上講，人類社會從古至今，所有政治組織無非是兩種形式，一是基于血緣宗親的組織，二是基于地理區域的組織，前者的發展路徑就是從宗族到氏族，后者的發展路徑就是從城邦到國家。所謂現代化，最重要的標志就是跨越從氏族到國家這個邊界。

那么，一神教的本質是什么呢？其實就是用神的氏族，或者叫大神氏族，取代人間的氏族。所以，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一神教崛起的初期，都是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因為它依靠信仰的神奇力量強行打破了傳統人間氏族的壁壘，為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但是，大神氏族畢竟還是氏族，一神教的信眾，無論是崇拜耶和華，還是崇拜耶穌基督，還是崇拜安拉，歸根結底，都是追隨一個氏族首領，而不是忠于整個國家。

所以，可以說，信仰一神教的國家，或者由一神教信眾組建的國家，或者實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國家，嚴格講都不是完整意義的國家，不具有家國一體、天人合一的和諧性和完整性。而只有像中國這樣從獨特的中華文化中孕育出來的大一統國家，廣土巨族國家，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作為氏族組織對立面的那個國家。

如此看來，如果承認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是國家代替氏族，是廣土巨族代替四分五裂，是非零和合作互動的正值總和積累，那么，以儒教文明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則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在國家文明的發展方面明顯優越于一神教文明。這也是西方學界長期以來不肯承認的。

于是，這個將顛倒的文明顛倒過來的任務，也只能由中國學者來承擔，不可能指望西方學者來完成。盡管關于西方文明正在或終將衰落的論調一直都在流行，但由于西方文明在近幾百年歷史上非凡的成功，大多數西方人仍然抱有這樣的幻想：西方文明是一種與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而且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已經斷絕了其他文明的發展路徑。基于這樣的觀念，關于主要文明之間的優劣比較，關于各宗教之間的比較，早已深深嵌入到了國際政治當中，不可能完全客觀。

綜合上述，將被西方顛倒的歷史和顛倒的文明再重新顛倒過來，在世界歷史和文明比較的宏大背景下重新認識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認識中華民族這個廣土巨族的唯一性，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中國故事。講好這個故事，是中國學者們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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