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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將周公的基本政治策略歸結為兩條：“協和萬邦”與“德治天下”。先說一說“協和萬邦”：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視本部族為大神“帝”的后人，末世商王甚至自封為帝，如帝乙、帝辛二王，傲視其他部族，主要靠武力維持聯盟的統治，很像近世的一神教帝國主義。而武王克殷，小邦周打敗了大邑商，為了獲得合法性，就用“天”代替了“帝”，“丕顯文王受天有大令”。這個置換意義重大，使得商周之變不再是古代王朝興亡老路的重復——新霸權取代老霸權，新帝國主義取代老帝國主義。表面上看，雖也是新王興老王滅，但實質上，周王已不再是新“帝”，而成了“天子”。

一系列神奇的變化由此發生。“天子”受“天命”治“天下”，從此出現了“君統”，如王國維所說：“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 [5]

但如何才能將天子與諸侯的關系納入“君統”呢？——有辦法，創“嫡庶之制”，使“宗統與君統合”，立尊尊親親賢賢之義，于是“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6]

但又如何才能將天下的諸侯都納入“宗統”呢？——有辦法，“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實行宗法分封，武裝殖民，派同姓母弟和異姓姻親前往遙遠的邊疆和要沖地區建立諸侯國。

圖4：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歷史見證，這一策略極為成功。武王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錢穆先生精辟地將這一活動定義為“農民集團的武裝開拓與墾殖”[7]。 武裝開拓，針對的是定居的萬邦，將姬姓的宗親們分布到前殷商萬邦之中，使異姓“諸夷”被同姓“諸姬”所包圍。武裝墾殖，針對的是游牧的部族，使定居的農耕區在各地同時擴大，造成游牧-游獵區域的蹙縮。

據史料，至遲至戰國初期，各諸侯國之間留給游牧部落活動的“隙地”已接近消失，而到秦統一后，“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8]” 從此，世界上最大的“天下”型定居農耕文明和最大規模的定居農民人口，出現在中華大地上。

實際上，從此以后直到今天，這個基本現實就從來沒有改變過。70年對話5000年，這一點值得特別關注。回顧商周之變以后的3000年，無論王朝如何更換、治亂如何交替、疆域如何變化、民族如何遷徙，一個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定居文明始終存在于中華大地上，極為明顯地將自身與其他文明區別開來。

考慮到在廣闊的內亞草原地區，直到近代以前還主要是四處遷徙的游牧文明；又考慮到在廣闊的阿拉伯地區，歷史上更多的是以長途貿易為主的“游商文明”；再考慮到西歐和北歐，被列奧波德·蘭克稱之為西方文明誕生的“三次深呼吸”——蠻族入侵羅馬、十字軍東征和大航海——也無不是以遷徙、遠征、入侵和海外殖民活動為主的“游盜文明”，中華文明的定居文明本質就愈發引人注目。其文明的連續性以及文化的獨特性，也莫不是由此而來。這是理解中華文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根本點。

圖5：蠻族入侵羅馬示意圖（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由于近代之后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迅速興起，世界上大部分游牧、游商、游盜文明也都在近500年里先后轉型為以工業城市和農耕鄉村為中心的定居文明，使得今天的人們容易產生嚴重錯覺，誤認為希臘羅馬真的可以和周朝秦漢相比，歐洲的中世紀真的可以和隋唐兩宋相比。

歷史上的實際情況是：從周朝開始，到秦統一，最大規模定居文明的形成和以此為基礎的大一統的實現，就使得中國超前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進入了“現代”。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歷史時間里，沒有其他文明可以與之相比，印度有大規模定居文明但沒有實現大一統，阿拉伯世界和歐洲既沒有出現大規模定居文明也沒有實現大一統。而對于當今21世紀的“世界秩序”建立者們來說，“協和萬邦”和“德治天下”，竟仍然是一種過高的理想。

這一點，無論是創造了“文明沖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還是發現了秦朝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弗朗西斯·福山，也都沒有完全看清。如此說來，將3000年前的商周之變和周公攝政7年的制度創造命名為世界政治史上的“周朝之謎”，廣邀中外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研究破題，并不過分。

新中國70年，世界驚呼“中國奇跡”，學者聚焦“中國之謎”，好像突然發現了新大陸，其實不過是因為大多數人連3000年前的“周朝之謎”都還沒解開，當然看不懂。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從5000年歷史傳統中走過來的，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憑這兩句話，世界各國大學就可以重新開設新課了。

至于周朝如何從“協和萬邦”的“天下體系”又衍生出“德治天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將在下一篇系列之五“先秦諸子都在爭論什么？”中加以論述。敬請關注。

注釋

[1]李零《我們的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6

[2]《白壽彝史學二十講：上古時代》

[3]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4]趙汀陽《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5]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6]同上

[7]錢穆《中國經濟史》-北京：后浪出版咨詢（北京）有限責任公司，1996

[8]秦始皇瑯琊臺刻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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