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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元年。這一年安特生根據(jù)此前掌握的情況對周口店發(fā)現(xiàn)的史前人類活動遺存進行了挖掘，出土了大批化石材料。來自加拿大的協(xié)和醫(yī)院教授步達生Davidson Black隨之將發(fā)現(xiàn)的化石命名為“北京直立人”。同年10月，安特生獲得中國政府的批準，對河南省仰韶新石器時期人類遺存進行了系統(tǒng)的考古發(fā)掘，兩年后又相繼發(fā)現(xiàn)了甘肅齊家文化、青海馬廠文化等遺存。現(xiàn)代考古學在中國的局面就此打開。雖然最初的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公認是安特生等人的成就，“仰韶文化”也是安特生的命名，但值得慶幸的是，后續(xù)工作很快就被陸續(xù)歸國的歐美中國留學生和本土中國學生接手了。1928年國民政府組建了中央研究院，院內設立國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留德歸來的第一任所長傅斯年立即成立了考古組，開始挖掘殷墟，留美歸來的哈佛大學博士李濟擔任項目負責人。【6】

1929年，剛剛從北京大學地質學系畢業(yè)不久的裴文中在周口店發(fā)掘出了第一塊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開始進入本土學者主導的時代。隨著安陽等地考古工作的展開，李濟、徐旭生、蘇秉琦等人的研究成果紛紛成熟，“上萬年的文明啟步”、“六大考古文化區(qū)系”、“滿天星斗說”等獨創(chuàng)的考古學說也先后創(chuàng)建。中華主體的現(xiàn)代考古學自此濫觴，并大踏步走出了自己的路。【7】

圖1：科學院考古所建立時的主要成員。左起：蘇秉琦、徐旭生、黃文弼、夏鼐、許道齡、陳夢家（圖片來源http://www.sohu.com/a/305226451_597685）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的中國人應該向上個世紀20年代前后第一代中國考古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盡管現(xiàn)代考古學的興起也對中國傳統(tǒng)的歷史學研究造成了沖擊，導致疑古思潮興起，但這是中國本土學界自我更新浴火重生必經(jīng)的過程。正如史學家翦伯贊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8】。相較于西亞各國學界長期被西方學者控制的情況，中國實際上在第一時間就將本國文明史研究的“學術主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就在安特生與1926年在斯德哥爾摩建立東方博物館的同一年，時年32歲的李濟就在曹云祥和梁啟超等國學大師支持下在山西南部開始了中國學者的首次現(xiàn)代化考古之旅。【9】

對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進行發(fā)掘、研究、整理和解釋的各項工作，一步步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并通過本土學者的持續(xù)努力達到該領域的世界最高水平，這首先是學術上的重大成就。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寫道，“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能辦到”，“世界文化史的關于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范圍”，“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10】

70年對話5000年，今人可以告慰古人和前輩的是，從那時起到現(xiàn)在，曾經(jīng)的一張“白頁”，早已密密麻麻寫成了一篇“名作”！

這就不僅只是學術成就了。在“白頁”時期中國人只能自我防衛(wèi)，隨時準備面對來自西方科學霸權的“降維攻擊”，而一旦成為了“名作”，在實現(xiàn)自身“升維”的同時也具有了文明對照衡量乃至文明競爭和國際政治方面的重大意義。

首先，對本國“學術主權”的牢牢掌握，同時相當于斷絕了外國人進行惡意篡改和歪曲的機會；第二，對本土文明史的高水平研究，同時相當于獲得了研究和解釋其它文明歷史的學術資格；第三，對本土文明史和異域文明史的對比研究，同時相當于開始了文明史研究領域“中華標準”的確立過程。

設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國本土學者很快接手，如果“中國早期文明”、“中國古代文化”等領域長期都被納入西方學術體系、都由西方學者主導開展研究，那么，早期中華文明的重建工作，今天會變成什么樣子？被整理出來的古代中國史又是個什么東西？一旦西方學術界眾口一詞宣稱中華文明從秦漢才算開始，今天的中國人接受還是不接受？

圖2：六卷本《哈佛中國史》第一卷封面

再假設一個更壞的可能：學術研究和成果解釋的壟斷權落在了同屬東亞文明的日本人或韓國人手里，并假想今天的東亞霸主是一個叫做“大日韓帝國”的超級大國，而中華大地則像今天的中東地區(qū)一樣四分五裂，戰(zhàn)亂頻仍；如果是這樣，那么幾乎可以肯定，從仰韶文化時期直到21世紀今天的整個“東方文明”歷史，將非常不同于現(xiàn)在的描述。

“大日韓帝國”版的“東方文明史”教科書很可能是這樣寫的：5000多年前首先在中原地區(qū)出現(xiàn)了“華夏文明”，不久出現(xiàn)了“黃渤海文明”以及隨之而來的“泛東夷時代”，以“泛東夷時代”為母體崛起了一個覆蓋整個東亞“秦漢帝國”，但數(shù)百年后“秦漢帝國”開始衰亡并被北方的“五胡”滅亡，進入了一段“中世紀”，又數(shù)百年后以東北亞為中心的“東胡文明”崛起了，這個“東胡文明”重新發(fā)現(xiàn)了古代輝煌的“華夏文明”和“黃渤海文明”，開始了一個“文藝復興”時期，隨后經(jīng)歷了滿洲崛起、高麗振興、日本維新幾個光輝的時期之后，終于進入了偉大的“大日韓帝國”時代，從此迎來了東亞的“歷史的終結”。

讀過世界歷史教科書的朋友們一定會覺得這套敘事有點眼熟，沒錯，與今天流行全世界的關于“西方文明史”的標準版敘事是同一個結構：從7000多年前開始依次出現(xiàn)了“古埃及古蘇美爾文明”—“愛琴海文明”和“泛希臘化時代” —“羅馬帝國”—“中世紀”—“文藝復興”—“大航海”“宗教改革”“工業(yè)革命”“法國大革命”— “西方自由民主”。

對于“大日韓帝國”版“東方文明史”教科書，今天的中國人一定嗤之以鼻，當成笑料，但是對于西方版的“西方文明史”以及“世界歷史”敘事，很多人卻還是深信不疑，不敢說不對。造成這種矛盾心理的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近現(xiàn)代世界并沒有真的出現(xiàn)“大日韓帝國”，帝國霸權不存在，出于帝國需要而編造歷史的主謀者也不存在，而且中國人已經(jīng)成功重建了整個中華文明史，任何人都無法篡改歪曲；二是因為近代之后的確出現(xiàn)了一個“西方帝國”，雖然人們有足夠理由懷疑帝國學者會是編造“世界歷史”的主謀者，讓歷史學為帝國利益服務，但若公開挑戰(zhàn)卻又底氣不足，因為“西方帝國”是一個集中了科學霸權和知識霸權的世界帝國，由不得人們不相信它的學術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