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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寫道，春秋戰國五百年這一驚心動魄、波瀾壯闊的歷史運動，在整個世界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與之相比的時期。西方歷史學家割斷中國歷史，將秦漢定義為中華文明的“古典”時代，與古希臘-古羅馬之于西方文明相提并論，不僅是誤讀中國，同時也是偽裝西方。70年對話5000年，在認識理解中華文明史的同時對世界文明史進行正本清源，也是應有之義。

巴黎圣母院的熊熊大火，教堂塔尖轟然倒塌的那一幕，讓“文明崩塌”的話題和爭論隨之而起。但是即使巴黎圣母院比起紐約雙子塔更具象征意味，更帶有文明層面上的含義，卻仍然構不成“普遍歷史”中的問題。放到人類文明的大視野中，終究還是要問：哪個文明的崩塌？哪個階段的結束？歷史上以一場沖天大火宣告的文明崩塌和階段的結束屢見不鮮。犬戎燒驪山，項羽燒阿房宮，董卓燒洛陽城，在當時看來也都猶如世界末日，但在歷史長河奔騰過后，不過都是側畔沉舟。西方不代表世界，極盛時期不代表，現在更不代表。

文明史“中華標準”的確立

首先要承認，作為現代社會科學概念的“文明”、“西方”、“東方”、“世界歷史”等，以及特指為不同文明類型的名詞“西方文明”、“中華文明”等，都是西方學術的理論創造，中國人接受并理解這些概念，都是從西方老師那里學來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學生只能全盤接受，不可以質疑老師，不可以確立新的文明史對照衡量標準。

今天的中國人不僅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確立以中華文明史為參照系的“中華標準”，基于如下兩大理由：第一、根據湯因比的研究，人類文明史到目前為止最多經歷了三代，而只有中華社會是貫穿了三代的時間“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1】，其他幾大社會中，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和伊斯蘭社會都屬于晚近的第三代文明，印度社會是第二代文明的產物；由于是唯一的“長輩”，中華5000年的全部歷史經驗構成了一個“天然標尺”，能夠用于衡量所有其他文明。第二、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目前只有一個通行的“西方標準”，但這個標準卻問題多多，對西方文明史和“世界歷史”的偽造、對其他地區尤其是中東地區文明史的曲解篡改和邊緣化處理，正是應用“西方標準”的結果；若要重新評估“西方標準”的適用性和可信性，只能依靠“中華標準”這個“天然標尺”。

“西方標準”的確立是歷史的產物。近代以來，擁有了知識和科學力量的歐美學者，首先開拓了“理解人類往昔的意義”這一探索領域，實現了對人類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文明進行全面科考研究。在科學方法尚未普及到其他文化中之前，全部的基礎研究以及根據原始材料進行的理論建構，也一直都在西方學者自己的圈子里進行，屬于很少幾個歐美國家的國內科研項目，沒有來自其他文明并代表其它文明的監督者和挑戰者。第一個繪制了阿拉伯地圖的德國歷史學家卡斯滕?尼布爾感嘆道：“那些喚回已經消逝的事物，使它們重見天日的人享有著猶如造物般的狂喜！”【2】此話真實折射出17-18世紀基督教西方的時代精神。

區別于“古物研究”的現代考古學，起源于19世紀中期在北歐率先發展起來的地質學。自從丹麥人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第一次提出了人類史前史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三年代分期系統之后【3】，作為科學一個分支的現代考古學，即成為了研究人類歷史并對文獻進行“證經補史”的重要科學工具。由于最初只有西方學者掌握了這種工具，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西方具有充足的條件和充分的自由重新考察包括各民族歷史在內的人類歷史，并將終極解釋權壟斷在自己手里。

離歐洲最近又與歐洲歷史緊密相關的大中東地區是重災區。現代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等綜合學科，都是西方學者開創的，至今也仍然是西方學者主導的，與本土學界沒多少關系。1822年，法國歷史學家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等人破譯了埃及象形文字，科學埃及學自此誕生。自1858年開始，法國考古學家馬里埃特AugusteMariette擔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長，在任期間雖然為保護埃及文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時也將本土埃及學扼殺在了萌芽之中。【4】

但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外國人挖掘、偷運中國文物的事件自清末以來一直未斷，“神物去國”令人“惻焉疚懷”（羅振玉語），但都還沒有超出“古物研究”性質的活動。對中國來說，就是只丟了些“神物”，還沒有丟掉“神靈”。到了以地質學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發展起來之后，真正的危險才開始出現，因為這是一種可以對一個古文明整體上進行重新解釋的系統化科考技術。幸運的是，這時已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已經能夠行使自己的國家主權了。第一批在中國疆域內進行現代考古發掘的西方人，如瑞典人安特山Johan Gunnar Andersson等，都是北洋政府正式邀請，以政府部門顧問或學院教授的身份，與中國同僚們一起工作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