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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聞博】

“幣圈一天，人間一年?！边@是幣圈廣為流傳的一個梗，用來形容加密貨幣造富神話。

當然，造富神話也同樣意味著——劫富神話。

去年11月21日，在美國證監會的壓力下，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幣安”的CEO趙長鵬宣布將辭去職位，并承認違反了美國反洗錢法，幣安將向美方支付約43億美元的罰款。這創下了美國史上針對單一公司的罰款新紀錄。

而在此之前的2021年12月，趙長鵬一度憑借約900億美元的身價趕超“農夫山泉”董事長鐘睒睒成為“新”華人首富，并躋身全球10大富豪之列。

都說黃金天生是貨幣，而比特幣天生就適合洗錢。今天，咱就借“幣安”這事簡單聊聊洗錢二三事。

傳統洗錢手法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自古就不缺為了金錢鋌而走險的不法之徒，可以說最賺錢的途徑基本上都寫在刑律里了。但是輿論往往只注意到他們在賺黑錢時的各種驚心動魄和爾虞我詐，較少涉及到其中最難的部分——守住刀尖舔血而來的不義之財，并將它們合法化。若少了這步，再多的錢他們也花不出去。

例如，曾經叱詫風云的哥倫比亞大毒梟巴勃羅·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利用飛機販毒從美國賺回了以“噸”記的大額美鈔，然而他卻很難找到銀行把這筆錢存進去，哪怕他一度買下了一家銀行，也難以說清如此巨大的收入是從何種途徑得到的。于是他只能用橡皮筋把美鈔捆起來埋在地下，據說為此他每個月得花2500美元去購買橡皮筋。

在我國，由于最大面額的人民幣只有100元，因此這問題就更令這些法外之徒頭疼。想必看過《人民的名義》這部反腐劇的觀眾，一定對那面由上億贓款構成的“嘆息之墻”印象深刻。

圖為《人民的名義》劇照

可見洗錢真的是門技術活，哪怕叱詫風云的毒梟和一手遮天的貪官都搞不定。

所謂洗錢，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把非法獲取的“黑錢”變成合法的或看似合法的資金，以避免被執法部門檢測和追查。據聯合國估計，全世界每年的洗錢規模占了GDP的2-5%，約為8000-20000億美元。

雖然洗錢的手法很多，但是它們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掩蓋非法行為者和資金之間的聯系，為此有些利用分層復雜的金融網絡或公司結構，也有些會虛構交易或盈利，以掩蓋資金的來源或去向。

常見的洗錢手法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空殼公司。

洗錢者建立復雜的嵌套空殼公司結構，通常會讓這些公司橫跨多個司法管轄區，這樣做可以掩蓋真正的資產所有者并使追蹤資金變得困難。

例如，一些身份敏感人士可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設立一家公司，該公司由一家在英國的澤西島注冊的信托公司擁有的另一家在阿聯酋的公司所擁有。這么一頓操作下來，這些人就能相對安全地隱身于幕后。

二是賭場。

非法現金可以通過賭場交易獲得，方法是購買籌碼，玩幾局，再兌換其余籌碼并請求電匯或開賭場支票。等離開賭場時，原本非法的資金收入就可以變成看似正常的賭博收益。

三是利用高價值商品虛構價值和儲存黑錢。

一個常見的套路是：洗錢者去某家奢侈茶葉行買入一批茶葉，等上一年半載就回售給這家茶行，這家茶行的收購價可能會是原價的好幾倍。當然茶行不會做虧本買賣，用來回購的錢其實就是洗錢者私下提供的一筆非法收入。通過從洗錢者手里回購這批茶葉的辦法把這筆錢轉手還給了洗錢者，原本的黑錢就變成了正常的交易利潤。

類似的高價值商品有很多，常見的各種古董和藝術品都可能是潛在的中介商品，它們具有價值難以估算、市場價格變動大等屬性，非常適合虛增價值的需要。而茶葉這種中介商品還有消費品的特點——必要時可以喝掉，來個死無對證。

利用高價值商品洗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充當非法大額資金的存儲方式，把暫時用不到的大量資金，在不需要進入受到嚴格監管的金融系統的情況下穩妥地存放起來。2015年轟動一時的“一馬基金”丑聞就是一個例子。

當時這一大規模腐敗和洗錢案件導致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被盜超過45億美元。其中一些資金是通過購買高端藝術品來洗錢的，例如該基金的一位親密伙伴通過佳士得購買了價值6000萬美元的梵高和莫奈畫作。后來印尼警方更是查抄了一艘價值2.5億美元的游艇并歸還給馬來西亞政府。

“平靜號”豪華游輪，事后被充公（圖/維基百科）

加密貨幣橫空出世

以上洗錢犯罪的案例和手段，在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新型加密貨幣崛起后，都只能算是“古典主義洗錢”了。

換言之，加密貨幣的橫空出世，改變了洗錢犯罪的手法。

首先，由于加密貨幣具有去中心化的特點，其所有的數據和應用都部署在區塊鏈上并存儲于世界各地無數的電腦、礦機和數據中心里，這些設備跨越傳統有形的國家地理邊界以及司法管轄邊界，且沒有確切的地理位置信息。因此以往需要在不同國家特別是所謂“避稅天堂”國家開設多家公司的做法都被簡化了。

同時，加密貨幣具有匿名性的特點，在貨幣發布后就不被任何單一的企業、政府或個人操控。

對于如何確定涉及加密幣安檢的管轄法院，是以洗錢犯罪的行為地(可能是涉案設備所在地)、侵權結果發生地(加密幣交易平臺的服務器所在地)、被告住所地還是以原告住所地作為確定管轄法院的根據，目前各國尚未有明確統一的標準。當下，對跨國網絡洗錢犯罪雖已有一些國際條約可作參考，但各國仍缺乏與之相匹配的國內立法；至于新出現的加密幣的洗錢犯罪，更是缺乏統一的國際規則或規范。簡言之，管轄權問題，讓加密貨幣洗錢犯罪變得有恃無恐。

第三，作為基于網絡交易的貨幣，加密貨幣不依托任何現有金融交易系統存在，它回歸了一般等價物這一貨幣的最原始形態和基本屬性，完全擺脫了現代金融基于政府信用背書的國家法幣形式。因此它的交易可以繞過所有過去傳統的基于銀行的金融體系，這樣也就繞過了已經建成的金融反洗錢監管體系。

雖然這些加密幣最后可能還是要通過兌換成各種現金從而暴露在傳統監管體系面前，但是在目前眾多非法交易已廣泛接受比特幣交易這個大背景下，這些利用比特幣直接交易的行為是難以監管的。

而利用加密貨幣的天然屬性，洗錢犯罪組織者可能可以不再需要建立一個龐大的網絡并耗費精力建立同伙之間的信任紐帶，利用一些簡單手法就能完成規模不小的洗錢犯罪。比如，稍早前的“比特幣迷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