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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鳴江】

對于法律工作者來說，追求法治既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的理想和情懷。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始終站在法治社會的高點，對于其他的國家往往總有種高人一等的派頭（patronizing attitude），喜歡說三道四。在最近的香港反修例事件中，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是以包括所謂維護法治為由片面支持香港的極端分子，甚至引發香港對內地法治的不公評價和拒絕，另人扼腕嘆息。

事實上，美國社會的法治本身已經進入衰敗（decay）早就是不爭的事實。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明確表示，愿意在對華貿易談判中使用華為首席財務官作為談判籌碼，點出了華為不過是中美貿易戰中的一個棋子、政治高于法律的實質，也就捅破了所謂的司法獨立最后的那塊遮羞布。本文旨在對美國為代表的西式法治和程序正義進行初步分析，揭示美國法治衰敗的某些特點，同時也給為了法治社會而兢兢業業努力的中國各行各業人士做參考。

一、問題的產生

西方現代社會一向強調公民自治，對于政府有天生的不信任，因此往往會賦予司法機構和立法機構較大的權力，以形成對政府的約束作用。美國就是分權制衡制度的典范。美國是在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基礎上建立的，當時美國尚處于農業社會，沒有大工業化的生產。一定程度上政府的無為而治，采用鄉村自治，能讓勞動者最大程度的發揮主觀能動性。所以，在相對封閉的農業社會，這種自帶三權分立制衡體制的法治社會對于保護多數人的利益來說，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然而，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代化交通和科技技術進步，三權分立的法治社會是否仍然是最佳選擇，則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特別是，在形成了許多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和具有全國影響性的政黨和利益集團（如工會等）之后，三權分立的政府、立法和司法機關正好就成為大企業、政黨和利益集團的逐鹿之地，多數人的意見反而不一定能得到反映。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觀點，“分權體制越來越無法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而是給了利益集團和政治活動組織過度的話語權，未能體現美國主權公民的意志”。美國法治的實質，在一定意義上，也就自動退化成為掩蓋利益勾結、權力腐敗的精美面紗。

二、昂貴的法治

法治是有成本的。譬如，國家要發現一個犯罪嫌疑人、對其抓捕、判刑之后并且監禁等都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成本。但是，最近一則美國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新聞則讓很多人震驚。據說，該監獄僅僅為關押40名囚犯而支付的警衛費用以及管理軍事法庭的總成本，僅僅2018年一年的開支已經超過5.4億美元，約合每位囚犯1300萬美元。連前關塔那摩軍事法庭院長的前法律顧問都認為這是巨大的浪費。

關于關塔那摩灣監獄巨額開銷的報道

成本高漲的一部分原因來自于美國政府檢察官還想為監獄中的一些人爭取死刑判決，而由于許多案件的證據“受到酷刑拷打問題的污染”等問題，美國法院要對這些罪犯判死刑的可能性已經很小。而且，即使被判有罪，這些案件中的大多數將導致冗長的上訴，最后羈押的費用無疑會是天文數字。因此，該前法律顧問認為這些訴訟訴求是在浪費金錢和時間，還不如庭外和解談判。

事實上，筆者在十幾年前的美國法學院上課時，當時教我們比較法的教授就是美國憲法學的大拿，他當時就兼職在代理關塔那摩灣監獄的某些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案件，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羈押和刑訊拷打違憲。

由于法官可以直接造法等判例法傳統，不僅使得律師費和訴訟費奇高，普通案件的訴訟整個過程本來就相當的漫長；像涉及到恐怖分子之類的案件，各類成本和費用自然就更會是高得嚇人。雖然這一制度的優點是，較少會使無辜的人成為罪犯。但是這里的問題在于，只要有足夠的錢，請到好的律師，這一制度也很容易縱容犯罪分子。

學過美式法律的人還會知道，其實很清楚可以得出結論的事情，法官和律師都會對其內在的邏輯鏈條里進行非常復雜的論證。法律復雜化的結果是整個法治的過程都充斥著不確定性，程序復雜性，冗余性，卻缺乏終局性，使得交易成本自然越推越高。隨著時間推移，發展到現在，即使是最初形式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也變得越發復雜，律師等也變得越來越昂貴，沒有錢的人也越來越打不起官司；美國的法治也就越來越成為了富人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