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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翁鳴江】

前言： Fred Tannenbaum是美國芝加哥當地一家成立于1930年的老牌中型律師事務所Gould & Ratner的資深合伙人律師，也是筆者多年的好朋友。因為我們之間有一些共同的國際客戶，經常合作，所以我了解他有豐富的中國經驗，而且對中國也非常友善。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美國律師屬于美國的保守階層，尤其對于涉及中國方面的任何問題，大多數的美國律師都會自動選擇站在和中國政府對立的立場上。這多少也是因為美國律師的職業特性使然，畢竟在他們的體制下，和他們自己的政府叫板對他們來說也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Fred的特點是他對中國政府和政治的看法，要遠比一般的美國律師更為客觀。因此，工作之余，我也比較喜歡與他溝通和交流中美之間的一些熱點話題。他尤其認可中國政府的執行能力。比如前幾年我說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恐怕會越來越嚴重，他在當時就判斷說既然中國中央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整治污染，相關問題應該在兩三年內就基本能夠得到解決。

最近，我們對西方世界時隔一段時間就會再次“狼來了”、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展開了一些激烈的討論。鑒于Fred的觀點可以代表部分美國知識階層的一般看法，在征得Fred的同意后，我翻譯了最近幾封以電子郵件形式來來回回交流的討論，并發表在這里，供大家參考。英文比較好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看英文。

Fred Tannenbaum與翁鳴江（作者供圖）

我（下面郵件文中的Michael）和Fred的討論起于《紐約時報》2019年11月28日一篇名為《突然之間，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威脅變得如此真實而無法回避》（Suddenly the Chinese Threat to Australia Seems Very Inescapable）。這篇文章主要介紹澳大利亞最近一段時期吵鬧不休的、所謂中國在澳大利亞大搞政治滲透的事情。最近《紐約時報》還有其他許多系列文章都是同一筆鋒，還包括一篇中國人搶意大利人業務的文章等等。

我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人（包括華人）在國外表現出來的問題，像這次澳大利亞所謂的“間諜叛逃事件”，可能就是他們本人自己的問題；不應該把什么事情都往中國政府身上推，更不需要上升到中國威脅的高度。任何國家的人和政府都有好的和不好的一面，美國也是如此。我們的話題就此進一步展開：

Fred的電子郵件：

Michael，

事實上，當我們想到一國人民與政府時，好與不好通常不是我們所想到的形容詞。我想大多數人都明白，人不是一個整體，自然有好也有壞。政府也是如此。我們的有些朋友，故意說人民是完美的、但是卻有這個又大又壞的政府、對人民采取了不利行動，因此，需要讓政府來負責而不是由人民來負責，這也未免過于簡單化了。或者說就是胡說八道。

多數政府，即使是那些不是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來的政府，也一樣需要體察民情，因為長遠來說政府必須要依賴人民。

反過來說，我們都知道，是人就都想獲得更多的，甚至樂于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這也只是人的天性而已。所以，有一位英國前首相說的好，“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只有永遠的利益”。

你誠摯的，

Fred

我的電子郵件回信：

Fred，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丘吉爾的名言，但后來我查了一下，發現原來是亨利·帕默斯頓勛爵說的，他曾經說：“我們沒有永遠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我們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而遵循這些利益才是我們的責任。”但你知道嗎，這個人就是當年主導和發動對華鴉片戰爭的英國首相。

我承認，中國的崛起對西方許多人來說，將是一個難以吞咽的藥丸。不過我記得你也曾經說過，也有一段時間，至少在前些年“融合接觸（engagement）”或“中美國（Chimerica）”階段時，美國也曾到處都是關于中國的正面消息。

事實上，當我回看本世紀10年代初的西方新聞和評論時，也還有些聲音，譬如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en Rudd）等人，他們甚至還曾要求中國要參與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建議中國向境外分享中國的成功經驗。

然而，當中國后來確實通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等舉措進行回應時，卻不知何故，被視為日益嚴重的（對西方的）威脅，人們突然需要警惕債務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陷阱。現在，在西方媒體的煽動下，全世界的人們都甚至在隱隱擔心購買中國的5G和其他新技術產品和設備的危險性。

然而令人遺憾的現實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實是中國最賺錢的外國客戶，而且可能與中國自己的國內市場一樣重要。那為什么中國要得罪自己的大客戶呢？是的，確實有證據表明，美國正在監聽德國總理默克爾，但是如果有中國產品也敢這樣做，中國產品肯定會被釘在全球市場的十字架上，再也沒有人會購買，畢竟總會有其他競爭對手的產品可以替換。

如果你問我的話，關閉美國市場、回避全球競爭，唐納德·特朗普所煽動的這種偏執才是最終可能會摧毀美國的威脅，中國不是。

Michael

Fred的電子郵件：

Michael你好，

你居然認可了帕默斯頓勛爵，這讓我很驚訝。因為我以為你會說，所有的偉大的西方諺語都是從孔子那里借來的。嗯，我只是開玩笑而已。其實我以為這句話可能最初來自馬基雅維利。

我認為，現在確實有很多關于中國崛起或來自中國威脅的討論。但是，我認為討論這些都是沒有必要的。

首先，在世界歷史上，中國一直是一個大國并總是占有主導地位，而且要比任何其他國家的時間都要長。從商朝開始的漫長歷史中，中國的輝煌時刻可要比從鴉片戰爭到二戰結束的一個多世紀期間的低谷期要長得多。我很驚訝來自中國的朋友，沒有把歷史的玻璃杯看成是90%滿的，而只注意到了10%空的部分。

其次，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美通過擴大貿易、進行了至少幾十年的密切合作。這對兩國都是互利的，因為中國增加了消費者的財富，擴大了經濟影響，進而鞏固了中央政府和執政黨的力量。同時，美國及其企業拓展了市場，并為其巨額貿易逆差提供資金。在此期間，沒有人“恐懼”來自中國的威脅。我也希望，美中兩國能夠繼續承認、并強調需要繼續建立牢固的貿易關系來保證強大的共同利益。這不僅對兩國在經濟上有利，而且加強了自身利益、避免戰爭、保持航道暢通，尊重私有財產和實現法治。

第三，世界上的相互存在，不一定就是零和游戲。雖然我充分尊重“修昔底德”先生的言論，但我認為中國的崛起，并不會使戰爭一定不可避免。二戰結束后，日本、德國或法國作為經濟強國的崛起也沒有導致戰爭。中國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強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其他方面的世界強國，而受到歡迎。中國的規模、雄心和經濟影響力，完全可以使得她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廣受歡迎。

但是，許多西方人目前所反對的，特別是這種現象在日本、法國和德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和復興過程中不存在的，是中國對公平競爭（fair play，“費厄潑賴”）的看法、以及中國企圖推翻長期以來的現存的國際貿易秩序和規則。盡管每個政府，包括美國政府在內，都會試圖幫助本國人民，并為此制定法律、獎勵措施和其他障礙。但是中國的問題，并不是其已經崛起的最終結果，而是她用于達到目的的手段，有時以國際標準來衡量是非常不公平的。

例如，中國政府在人工智能（AI）上大規模投資700億美元，這是任何其他力量難以與之抗衡的。中國對有計劃地、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視而不見，也使得公平競爭變得困難。公然濫用或無視世貿組織（WTO）規則更是加劇了公平競爭的難度。中央政府為國有企業或國家支持企業的降低信貸標準也抑制了自由競爭。還有，難以想象的是，一個像中國這樣強大和卓越的國家，居然仍然需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款，然后轉身卻掏出大筆資金來嘗試建立自己的世界性銀行或補貼“一帶一路”項目，這些都同樣令人憤憤不平。

西方社會對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里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十分尊重。新的舉措也是輝煌的、具有潛在的劃時代意義和改變世界意義。舉例來說，包括人工智能（AI）、國內基礎設施的改善、GDP和人均GDP的指數級躍升、以及“一帶一路”項目等等。

然而，來自中國的競爭，卻要比美國當時面對前蘇聯的競爭更加激烈，因為那只不過是一場軍事和意識形態的競爭而已。來自中國的競爭，實際上更加強大和更加“可怕”，因為它不是基于思想，其最核心的基礎純粹是基于對金錢和權力的強烈追求。此外，中國顯然遠比前蘇聯更懂得如何聰明地使用這些金錢和權力，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要比美國更加聰明。

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中央計劃集權體制的美妙之處在于，有時能夠控制產業政策中的贏家和輸家。而我們美國，不僅有來自政治的干預和對投資的拖延，在許多情況下還經常選擇錯誤的贏家。

你誠摯的，

F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