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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二次入主白宮的特朗普陸續公布內閣名單，引發歐洲盟友不安。德國如何看待特朗普當選對雙邊關系、跨大西洋關系的影響？德國“交通燈”政府提前解體，民粹主義政黨風頭正盛，國內政治將迎來怎樣的動蕩時期？

在11月16日的德國藍皮書《德國發展報告（2024）：戰略轉型中的德國》發布會現場，觀察者網與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對話，帶來解讀。

【整理/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特朗普再度當選在德國社會產生了多大的沖擊？

伍慧萍：德國社會整體上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優先”以及右翼民粹主義持比較排斥的態度。包括在面對國內的右翼民粹政黨，如德國選擇黨（AfD）時，出于歷史原因，德國政界會形成“防火墻”的共識，主流政黨都拒絕同德國選擇黨合作。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德美關系受到不小的沖擊。特朗普將德國視為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甚至宣稱德國出口的汽車構成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在德國人的認知里，特朗普上臺對德美、歐美關系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歐美關系勢必要經歷全方位的調整。

一方面，德國各界普遍預期特朗普上臺后將大幅削減對烏克蘭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力度，這從國會共和黨人在拜登政府執政后期圍繞600億美元援烏法案的拉鋸態度就可以看出來。當然，特朗普會嘗試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俄烏沖突，但這對于德國和歐洲并不一定是好消息，歐洲擔憂特朗普可能同普京總統開展“越頂外交”，可能會犧牲歐洲的利益。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是不可預測性以及極限施壓，而德國人傳統上比較習慣于提前規劃，事先有預期。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習慣搞交易的特點，加上在第二任期計劃重用政治素人，肯定會給德美、歐美關系帶來新的挑戰。

在北約的問題上，德國從2024年開始軍費占GDP的比例達到了2%的標準。但如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逐步減少對歐洲軍事和安全領域的支持，或者選擇性地僅僅為那些軍費占GDP比例“達標”的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樣會對歐洲安全格局帶來很大的沖擊。關于這個問題，歐洲的政客與民眾可能存在不一樣的視角。但總體來說，特朗普上臺以后，歐洲在安全領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依賴美國和北約，而是被迫需要更多強調戰略自主。

在開展貿易戰的問題上，拜登政府還會更多的區分目標，區別對待同歐洲盟友和中國。但是特朗普更多會從“美國優先”的視角考慮問題，不以意識形態劃界和區分所謂“戰略對手”和盟友，誰在美國投資，給美國創造就業崗位，誰就可以避免關稅，否則就會面臨懲罰性關稅。歐盟被迫開始為可能到來的歐美關稅戰做準備。

觀察者網：您在研討會的發言題目是德國“超級政治穩定時代的終結”，能否簡單介紹一下對德國政治走向的觀察？

伍慧萍：在歐洲內部，相比法國、意大利、荷蘭等國家，德國的政治格局歷來是非常穩定的，是歐洲政治“穩定錨”。但是，如今德國政治的穩定性正在逐漸下降，目前則處在政權交替的調整期，德國在2021年選舉中還一度體現出國內政治共識，也隨著現政府的提前解體而日漸削弱。這在二戰后的德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當然，“交通燈”政府的提前解體并不意味著德國成了風險源。不過，事態的發展同一些專家或媒體的預測相反，尤其在特朗普勝選的第二天，德國并沒有在這一重要變化中展現穩定力量，相反出現“交通燈”政府提前解體的情況，也充分顯示德國作為歐洲政治“穩定錨”的作用正在下降。

目前，德國、法國等大國在歐洲政壇的力量有所削弱，而小國、包括中東歐地區中小國家的影響力在上升。

觀察者網：隨著“交通燈”聯合政府解體，如何回過頭來評價由綠黨主導的德國外交部提出的《中國戰略》文件？其作為一份政治遺產會有多大的價值？

伍慧萍：過去3年來，從德國經濟界到“交通燈”聯合政府，整體上的對華態度與政策還是比較穩健的。德國綠黨在執掌外交部后，竭力希望體現對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其主導出臺的《中國戰略》文件更多凸顯了將中國視作“制度性對手”的一面。當然，這一認知也逐漸成為德國政治的基本論調，無論明年提前大選后綠黨是否參與聯合執政，這種對華認知依然會延續下去。

目前看，未來一段時間內，德國包括歐洲在對華“三重定位”方面的認知仍會趨向固化。尤其是，隨著中國的相對實力不斷上升，在汽車制造等產業方面對德國自身的競爭力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戰。當前，德國的制造業包括汽車工業都面臨較大困境，經濟競爭力有所削弱，經濟持續低迷，這更多是其自身的內在原因以及俄烏沖突等外在因素造成的。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發布的GDP年均增長率統計及預測。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

不過可以預見的是，德國會堅持將中國視作“制度性對手”的定位，堅持強調對華“去風險”、“降低依賴性”，這也是《中國戰略》文件的核心內容。就算明年德國政府換屆，這些主導思想依然會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