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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到東漢晚期，全國的形勢實際上已經(jīng)不能算郡縣制了，而有些類似于春秋時期，地方守令的屬官并不忠于朝廷，只忠于自己的直接上級，而當?shù)氐霓r(nóng)民是否支持地方官員，也取決于他們所從屬的豪強大族的態(tài)度。而豪強大族是否支持朝廷派來的地方官，則取決于他是否能保護豪強大族的利益。用一個我們常見的繞口令的說法說，就是主公的主公，不是我的主公。結果就是上下離心，王綱解紐，整個政治體系非常松散。

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強占據(jù)的土地越來越多，導致失地流民也越來越多，最后就導致了黃巾起義。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張魯才用“五斗米道”這種帶有原始共產(chǎn)主義色彩的辦法組織起了一大批流民，從而也在漢中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割據(jù)政權。

察舉制導致的另外一個結果是，整個社會風氣敗壞得非常快。因為能否得到官員征辟、舉薦從而入仕，并不取決于個人才能如何，而取決于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所以，士大夫們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在所謂的“交游”上。而“交游”的主要內(nèi)容無非就是談話、聊天。而要在一個社會交往網(wǎng)絡上聲名鵲起，成為所謂名士，得到知名人士的贊揚，就必須在風度、談吐上顯得卓爾不群，與眾不同，談話內(nèi)容也要讓人覺得高深莫測。這就形成了所謂的魏晉風度，也就是非常殺馬特、非常另類的風格，而學術上也越來越傾向于玄學。至于治理國家所必須的法令、刑名、錢谷、經(jīng)術之類的學問反而成了所謂的“俗務”，為人所不齒。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就像是一架散了架的機器，各個零件之間都已經(jīng)銜接不上了，只要輕輕一推，就會整個垮下去，變成一堆廢銅爛鐵。所以，黃巾起義之后是董卓之亂，然后就成了諸侯割據(jù)的格局，天下大亂，整個漢帝國土崩瓦解。

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劉備和孫策就開始崛起了。但相對來說，劉備因為出身最低，而且始終沒有建立穩(wěn)固根據(jù)地，得到的地方豪強的支持比較少，一直到占據(jù)荊州，才得到了穩(wěn)定的根據(jù)地，進取四川。曹操和孫氏則是在大亂之后，首先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利用家族影響力，在本地招兵買馬，爭取地方豪強的支持，再東征西討，擴大地盤，建立政權。所以，不光是江東孫氏每個文臣武將在來投奔的時候都是帶著部曲兵來的，曹操實際上也是這樣，甚至連許褚都是帶資入股的，投奔曹操的時候也帶來了一些兵馬。只不過，相對荀彧、司馬懿這種世代公侯的世家大族而言，許褚只是地方上的土豪，出身差了點而已。

面對這種情況，曹操的做法是文武分途。在地方和國家治理上任用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員，主要是潁川汝南集團和兗州集團，比如荀彧就出自穎汝集團，程昱則出自兗州集團。從親疏上說，程昱算曹操的基本盤，但曹操卻更看重荀彧，就是因為荀彧所代表的穎汝集團的勢力更大。而且，這些世家大族的網(wǎng)絡是一個越來越封閉的圈子，做官全靠出身，哪怕是能力平平的人，只要會投胎，也可以得到高官顯爵。而那些出身寒門的士大夫，哪怕能力出眾，只要沒有進入世家大族的社交網(wǎng)絡圈子，就很難得到出人頭地的機會。拿我們今天習慣的話說，這就是階層固化的結果。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長期只靠出身就能得到高官顯爵，那么整個政治集團的政治能力毫無疑問會逐漸衰退，直至衰亡。所以，曹操到中后期，顯然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世家大族與自己其實是離心離德的，很難建立起對他的忠誠來，這些人始終把家族利益置于整個政權利益之上。所以，曹操也有意識地提拔寒門出身的官員，并先后三次下令求賢，就是希望打破世家大族的權力壟斷局面，建立起一定程度的政治精英內(nèi)部的社會流動性。

同時，曹操在軍事上則堅決任用自己的親族來擔任鎮(zhèn)守一方的軍事將領，同時提拔那些出身較低的將領逐步進入較高階層。曹操最信任的用來獨當一面的軍事將領，比如前期的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等，就是他的宗族親屬，也可以算是他這個政治集團的原始股東。后期開始嶄露頭角的張遼、徐晃、張郃、李典、于禁等人，則是他在長期的戰(zhàn)爭中從較低的職位逐步提升起來的將領。

但需要注意的是，終曹操之世，世家大族從未獲得軍權，曹操也從來沒有讓出身世家大族的將領來擔任戰(zhàn)區(qū)最高長官。也就是說，曹操一直在努力往世家大族把持的文官集團里摻沙子，但卻并沒有用世家大族往軍事將領中摻沙子。

也就是說，曹操對世家大族的防范和抑制的重視程度遠甚于對軍功勛貴集團的防范和抑制。而且，曹操在后期也開始有意識地培養(yǎng)自己的兒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曹彰。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歷練之后，曹操讓曹彰單獨領兵征討了一次鮮卑。在夏侯淵陣亡之后，曹操親征漢中，但并未成功。曹操在臨死前征召曹彰前往長安，成為與劉備集團對抗的戰(zhàn)區(qū)最高長官。這個安排意味著，曹操的既定方針可能是用自己的子孫來擔任戰(zhàn)區(qū)長官，以平衡軍功勛貴集團，同時也是對掌握政治權力的世家大族為主體的文官集團的威懾。

但曹丕繼位后，改變了曹操的既定方針。因為曹丕是在艱難的儲位競爭中勝出的，而曹彰又在曹操死后奔喪時曾經(jīng)問過“先王璽綬何在”，所以，曹丕對自己的兄弟是不信任的。曹丕繼位后，沒有讓曹彰返回長安繼續(xù)擔任戰(zhàn)區(qū)最高長官，而是改由曹操養(yǎng)子曹真替代曹彰，擔任西線戰(zhàn)區(qū)最高長官。同時，曹丕對自己的兄弟和近親屬采取了嚴格的防范措施，嚴令他的兄弟子侄成年后早早去到自己的封地，只給一百多老弱殘兵組成的所謂護衛(wèi)，并且嚴厲禁止宗室諸侯之間的私人交往，實際上讓這些宗室諸侯在封國內(nèi)形同幽禁，以致曹植曾多次上書，建議對宗室的防范稍微放松一些，允許宗室諸侯之間相互往來，允許宗室擔任實權職務。但曹丕并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