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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祖墀】

1月31日，中央在《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行動方案》中強調，推動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

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市場監督總局發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首次對互聯網領域飽受爭議的大數據殺熟等多種壟斷行為作出細化，次月末便對美團、阿里巴巴等平臺公司“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同時，阿里巴巴亦因為收購銀泰違反《反壟斷法》遭受頂格50萬元處罰，而美團、拼多多等布局社區團購公司，更是在行業將將興起之時，迎來市場監督總局的“九不得”。

針對國家對互聯網企業的重拳出擊，社會上有不少觀點：

一種認為，原本創新能力極強的互聯網企業，逐漸做大為平臺經濟，形成市場擠出效應，遏制創新能力，損害了市場競爭秩序，對整體經濟負面影響超過正面，因此招致監管注意。

同時，互聯網上亦出現了許多針對馬云個人的評論，甚至有人隔空喊話“馬云和馬云們需要帶領自己的企業大力創新，讓科技普惠國人，而不是只想著花心思賺那些簡單的錢。”

除了關注于事件本身，多家媒體亦關注于中國的營商環境。有人認為，互聯網競爭是一種基于創新的動態競爭，“大”是互聯網平臺的天然屬性，大平臺也面臨多重競爭約束，尤其是創新帶來的影響，因此沒有哪個平臺能夠處于“壟斷”狀態。

同時，某些西方觀察者亦指出在反壟斷法的背后是國家政府的強力控制：“相比歐美，中國有強力政府，可以與科技巨頭對抗，甚至讓他們公開道歉、‘自我整頓’等。政府要顯示出自己才是最大的玩家，科技巨頭們則相形見絀。”

中國企業家：在突破邊界中不斷成長

自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在不斷發酵。在最初基本上缺乏對民營企業有任何監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創業家在不理想的狀態中，不斷摸索發展與前進的步伐。

當然，創業家之中良莠不齊，一部分能憑一己之力努力奮斗，但不少卻是專走捷徑，希望能靠快速的方法來賺到快錢。對一些人來說，取得階段性成就之后，他們亦將繼續努力爭取下一階段的成果。而一些人卻在獲得一點成就后就淺嘗輒止。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企業家群體和他們代表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在這樣環境中交織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業能夠成功地實現突破，但另一些卻只能固步自封。成功突破的企業往往在新機會涌現之前進行跳躍。跳躍成功的關鍵是什么？它是機會與能力之比。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業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業自建、并購或組成生態系統等隱性的能力。企業業務的邊界，是企業在機會和可獲取能力之間對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結果，因此邊界從本質來講也是動態的。

阿里巴巴就是一家多次進行連續跳躍的公司。當美國ebay公司來中國開拓C2C業務時，當時的阿里還只是一家B2B公司。但機會來臨之際，阿里毅然跳躍進入C2C領域，與ebay進行激烈競爭，最后勝出，并奠定它在電商的地位。

當電商遇到在線支付難題的時候，阿里就做了支付寶，開始收集大數據，并從支付寶進入了財富管理領域。當做電商遇到物流瓶頸的時候，阿里就聯合物流公司成立菜鳥網絡，并入股了一些其他物流公司。

阿里還跳躍進了互聯網的其他領域，從大數據（支付寶、菜鳥網絡）、云計算（阿里云）、新零售（盒馬鮮生）、生活服務（餓了么）、到金融科技（螞蟻金服）等。通過多次迭代和跳躍，阿里建立起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和具有相當創新能力。

阿里巴巴商業版圖，圖片來源見水印

雷軍領導的小米也經歷了透過連續跳躍的戰略調整過程。對雷軍個人來說，原來金山軟件是他的核心業務。在賣掉金山之后，他成立了小米，跳躍進入智能手機業務。當時，他的核心業務是智能手機，邊緣業務是互聯網服務。逐漸地，互聯網服務的收入超過手機硬件的收入，成為小米新的核心。同時他又跳躍進入新的業務包括消費類IoT物聯網平臺和新零售等，今天小米的IoT物聯網平臺也逐漸成為它舉足輕重的核心業務。

那么，對企業家來說，在任何一個時空中，是不是有一個合理的邊界存在？

2017年，美團王興和攜程梁建章的爭論成為當時商界關注的一個話題，這個爭論是以往許多類似討論的延續，也吸引了一些企業家、學者的參與。王興的觀點是，企業不應太多受限于邊界，應借助多業務發展和整合來釋放更多紅利。梁建章的觀點則是多元化不利于創新，中國企業更應考慮專業而非多元化發展。

王興非常推崇一本名為《有限與無限的游戲》（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的書。有限的游戲以游戲的終結為目的，旨在以參與者的勝利終結一場比賽；而無限的游戲是有限游戲的延伸，沒有終結，游戲本身就是對邊界的不斷探索。王興認為商業也是一個無限游戲，這種觀點事實上亦代表著不少中國企業家的看法。

寬松監管促成了新興行業的創新

自從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開始普及之后，中國的商業創新進入了一條快速發展的道路。創新層出不窮，創業家同時亦一波又一波地出現。創新的本質是在不確定性中取得進步，而這不確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監管程度和手法。

創新與監管之間的博弈，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特別在創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過發展之際，監管往往是落后的。沒有人，包括監管者，能夠準確預測未來。

這種情況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發生，在中國亦一樣。在中國事實上監管往往比較寬松，讓創新公司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少互聯網公司因此發展得非常成功。但在發展之余，合理的監督是將邊界在某時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