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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熊節】

億萬普通用戶在每天使用互聯網平臺的過程中產生海量的數據，互聯網平臺又從這海量的數據中創造出巨額的經濟價值。這部分經濟價值究竟應該歸誰所有？在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后，數據受益權歸屬的問題在公眾討論的視野中再次浮現，并可能對整個互聯網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廈門大學趙燕菁教授正確地指出，螞蟻科技集團的高估值，源自它上市要賣的是一種全新的東西——數據。包括螞蟻科技在內的互聯網公司能有如此高的估值，是因為中國龐大的用戶群體創造了海量的數據價值，而市場將其一并計算在了這些公司的資產之中。這些數據——像土地一樣——本應該屬于公眾，應該將平臺公司使用公共資源創造的價值“萃取”出來返還給公眾。

這個數據價值“萃取-返還”的過程，在全球的互聯網生態中并非首次被提出。但歐美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從未得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究其原因，正是西方奉為圭臬的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在約束政府權力的同時，也束縛了他們面對新經濟形態時制度創新的能力。試圖求助于區塊鏈等去中心化技術來實現數據價值的萃取和返還，注定是南轅北轍。

而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公有制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恰好為解決數據受益權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隨著經濟和科技上相關工具和手法逐漸成型，數據價值公有化方向呼之欲出。這一次，很可能輪到中國引領互聯網經濟的根本性制度創新了。

數據價值分利：西方的探索

互聯網平臺因無償占有用戶數據獲利，這一現象在全球的數字化研究中早已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早在1996年，美國在線（AOL）已有3萬名“社區領袖”幫助AOL管理和引導在線聊天室，這些無償的志愿者每月為AOL創造超過7百萬美元商業價值。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如今頂級互聯網平臺的市值中，可能有20~30%應歸功于用戶使用過程中無償提供的數據。

盡管用戶數據理論上屬于用戶本人，這種所有權如何落實、尤其是如何轉化為經濟回報，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即使在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頒布后，互聯網平臺實際上只是修改了用戶授權許可協議的文本，并提供了退出平臺刪除數據的功能。然而當平臺已經形成事實壟斷、成為日常生活的必備工具，“退出權”形同虛設，用戶只能忍受數據價值被平臺侵占的現狀。

歐美的數字經濟研究者先后提出過一些用戶與平臺分利的方案。紐約新學院的研究者Trebor Scholz于2014年左右提出了“平臺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理念。Scholz指出，由大型互聯網企業主導的所謂“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實際是互聯網平臺借助其壟斷地位，同時侵占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的權益，并提出以全員共有、民主自治的合作社形式來治理互聯網平臺，“使勞動者交換彼此的勞動，而不必被中間商操縱”。

Trebor Scholz，圖片來源：greennetproject.org

他以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全世界最大的工人合作社）為例，這家合作社性質的企業雇傭了7萬多名不同行業領域的員工，整個企業由這些勞動者共同擁有、民主治理。將類似這樣的合作社形態搬上互聯網平臺，替代當前由大型互聯網企業主導的壟斷平臺，使“共享經濟”真正成為勞動者和消費者共享的互聯網業態，這就是平臺合作主義的核心精神。

在這一精神的引導下，世界各地確實出現了一批基于互聯網的合作平臺。例如以色列的La’Zooz自稱是“由社區共同擁有的去中心化運輸平臺”，借助互聯網技術對一個地區內的空閑運力加以靈活調度，并收取“公平的費用”，整個平臺的收益則“公平分配”給這一經濟生態系統的所有參與者：車主、消費者、軟件系統的開發者、運營管理者，等等。

圖片來源：La’Zooz

德國的Resonate是一個面向音樂創作者和消費者的平臺合作社，由于去掉了iTunes之類中間平臺，Resonate的用戶能以更低的價格欣賞音樂，而創作者獲得的經濟回報反而高于在主流平臺上發布，并且Resonate平臺本身也邀請其用戶共同參與治理決策。

意大利的Fairbnb則是針對Airbnb的“共享租房”模式，在保障房主和住客雙方權益的前提下，將平臺收益分利給整個社區。

針對更廣泛的用戶數據價值被互聯網平臺侵占的問題，萬維網的發明者Tim Berners-Lee認為必須從更基礎的環節入手，從根本上顛覆當今互聯網的架構，真正把用戶的數據歸還到用戶手上，使用戶有能力管理和使用屬于自己的數據，并享受數據產生的價值回饋。為此，他發起了“社交互聯數據”（Social Linked Data，簡稱SoLiD）項目，其思路是用戶可以用一個私人化的軟件或硬件設備（稱為Pod）存儲所有個人數據，并按需授權互聯網平臺使用個人數據。于是Pod的提供商（例如位于美國的Inrupt）可以集中大量用戶的個人數據，從而具有與互聯網平臺（例如亞馬遜）議價的能力。Pod提供商從互聯網平臺獲得經濟回報后，再化整為零分利給所有個人用戶。

去中心化：走入死胡同

歐美各地涌現的這一批合作平臺項目和SoLiD項目都很強調“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理念，其中很多項目采用了區塊鏈技術，主要是因為區塊鏈的兩個重要特性。

第一，從理論上來說，基于區塊鏈的互聯網系統不需要集中式的數據庫，因此個人數據可以被保存在用戶自己的設備上，僅在必要的時候提供給其他人使用，而不必將數據保存在某個公司控制的服務器上，從而降低了數據被企業濫用的風險。

第二，由于區塊鏈上發行的代幣（token）具有數字化、可編程、無限可分的特性，使得每個用戶因為自己的數據而受益成為了可能。

簡而言之，區塊鏈（至少從理論上）使用戶得以擺脫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對數據的控制，透明地知悉數據被使用的情況，并切實地從數據的使用中受益。

以硅谷為代表的西方科技行業對區塊鏈的青睞，很大程度上與自由主義對“最小化政府”的理念緊密相關。在“小政府”觀念中，政府僅被視為經濟和社會的“守夜人”乃至“必要的惡”，自然是既沒有能力、也不被信任負責管理個人數據衍生的經濟價值，這個責任——如同其他經濟活動一樣——自然應該由企業來主導。

而當企業也被證明不可信任，當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對個人數據的侵占和濫用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當立法約束大型互聯網平臺的嘗試無法帶來任何實質改變，西方科技行業中的進步力量想到的方案是進一步去中心化，將承載信任的主體由企業轉為加密算法，構建不依賴于任何現實主體的、由算法保障的、分布式的信任體系。

Scholz、Berners-Lee等西方科技行業中進步力量的代表青睞去中心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恰好反映出在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框架中信任缺失的困境：政府在理念上被認為不可信任，企業在現實中被證明不可信任，于是只好將信任交給計算機系統和算法。

然而這一系列基于去中心化理念和技術的方案，盡管從理論上能把用戶數據的控制權和受益權交還給用戶，但在實際操作中會遇到幾個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戰。

首先，這些試圖替代現有大型互聯網平臺的方案會遇到所有互聯網初創項目共同的難題：用戶獲取難。新生的平臺要在價格和服務質量上勝過現有大型平臺、吸引用戶加入，這本身就已經是相當困難的事，其背后的良好愿景往往很難擴散到足夠大的用戶群體。

其次，用戶從平臺獲得的經濟回報金額很小，對用戶個人的意義有限——即便Facebook給每名用戶支付100美元“個人數據使用費”，對用戶也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意義。

第三，雖然區塊鏈技術本身具有理論上的去中心可信性，但絕大多數普通用戶實際并沒有能力驗證這種可信性是否真實，其實際效果就是將原本對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的信任轉移到了規模更小、成立時間更短的新生平臺公司身上，這很難說是一個強有力的邏輯，并且確實也有不少基于區塊鏈的平臺被事實證明是夸大概念發“空氣幣”。

這些難題的存在，使得去中心化的、合作社形態的新型互聯網平臺在被討論幾年之后仍然缺乏具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一眾理念漂亮的互聯網合作平臺始終難以擴大用戶規模形成規模效應，SoLiD也始終被主要的壟斷互聯網平臺無視。而且，即便真的從壟斷平臺那里拿回了數據控制權和受益權，這些去中心化的方案，也無法有效地將數據價值作為一個整體投資到有益于整個用戶群體的再生產，只能進行簡單的分配?；谌ブ行幕桨竵斫鉀Q數據受益權問題的思路，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數據價值公有：中國互聯網制度創新的機遇

西方自由主義政治框架中信任缺失的困境，在中國的語境中并不存在。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家權力屬于全體人民、并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下由各級人民政府執行，我國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設置，至少在國內給了數據價值分配問題一個可靠的信任錨點。將個人數據的受益權納入公有制國有經濟體系，使全體人民都能切實地因為數字經濟的繁榮、個人數據的增值而受益，這才是解決數據價值分配問題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