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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趙燕菁】

一、圍繞互聯網公司的爭議

互聯網公司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超高的估值。以香港股市為例，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Price Earnings Ratio，簡稱P/E或PER）為18，如以傳統金融業務為主的金控集團中信股份的P/E為4.2，招商局集團的P/E為3.8。資訊科技類企業的平均市盈率為24.8，其中阿里的P/E為33.7，騰訊的P/E為51.8，而螞蟻集團的預計發行價格為68.8元/股，對應的動態市盈率高達96.48！即使根據原計劃的發行價和2020年6月30日前12個月的每股收益測算，螞蟻集團的市盈率也高達43倍。

實際上，不僅螞蟻集團，世界上與之類似的數字金融公司，也都具有超高的市場估值。比如，MasterCard的市盈率為43，Visa為52，Paypal為85，Square為227；保險科技類公司，如SelectQuote，其市盈率為39。理財科技類公司，普信的市盈率為34，東方財富為53。微貸科技類公司，以消費者信用評級公司作為標桿，其中TransUnion的市盈率為47，益白利為49，艾可菲為38，費哲金服高達71，此類企業的平均市盈率約為52。

人們對于基于數據的平臺公司的超高估值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

一種觀點認為，螞蟻集團之所以估值這么高，不是因為它的業務本身，而是因為它借道“科技公司”逃避金融監管。傳統的金融公司，都要接受巴塞爾協議的限制，可是螞蟻集團通過將自己“包裝”成科技公司繞過了監管，把風險轉嫁給傳統金融公司，一旦螞蟻金融出現金融風險而國家出手救助，就意味著讓全體居民一起幫其分擔和承受風險損失。

另一種觀點認為，螞蟻集團的技術優勢來自于壟斷。不是其他企業做不了，而是因為互聯網公司通過數據壟斷，跨界“剿滅”了其它商業模式和競爭對手，并獲得由壟斷帶來的定價權，進而獲得不公平的利益。

互聯網公司通過對數據的應用，擴展了金融服務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圖：視覺中國

在本文看來，這兩方面的批評都是基于過時的經濟學框架而針對這一問題展開的表層討論。

首先來看第一種觀點，為什么螞蟻集團可以不受巴塞爾協議的限制？不是因為它將自己包裝成“科技公司”，螞蟻集團和傳統金融企業最大差異，在于它的風控能力與傳統金融機構完全不一樣。在傳統金融下，很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存在強烈的資金需求，卻由于銀行對小額貸款進行風險評估的成本很高，會在資金成本中增加相應的風險溢價，最終因資金價格過高而導致交易無法達成。

相對于傳統的金融機構，現代的科技和互聯網公司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能夠以非常低的成本進行風險控制，通過將小微企業的信用“提純”，給以前無法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取融資的中小企業征信，使這些企業獲取融資的潛在需求轉化為有效需求，擴展了金融服務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提高了社會整體的產出水平和福利水平，這能被認為是有錯嗎？

而就認為螞蟻集團向傳統金融公司轉嫁風險這一觀點，事實上，盡管螞蟻集團的貸款規模巨大，但相對于傳統的金融公司，它的壞賬率反而更低。在這個問題上，馬云說的沒錯，“不能用馬車時代的交通規則管理汽車時代的交通”。

二、“企業群落”及其結構

其次，來看第二種觀點。現有的對螞蟻集團的高估值來自于壟斷的批評，主要是基于對平臺企業性質的錯誤理解。在傳統的經濟學看來，所有的企業都是同質、無差異的，但在現實中，企業是由平臺企業和依附于其上的普通企業共同構成的“群落”，其內部是存在結構的。所謂的普通企業是直接從事私人產品生產的，而平臺企業則是通過為這些企業提供服務進而獲取盈利的一類企業，我們可以稱為“企業+”，這兩類企業分別在不同的“維度”參與市場競爭。

為什么企業會有結構，內部會存在不同“維度”？這是因為隨著分工深化和市場規模擴張，不同的企業（包括家庭）逐漸衍生出對一些共同的生產和消費要素的需求。比如，所有企業都需要電力，但如果讓每個企業都自己挖煤、運輸、發電和送電……，由于這種分工模式的成本太高，世界上就不會有幾個企業了。家庭可以視為從事人口再生產的小微企業，對大部分家庭而言都有獲取教育的需求，但如果讓每個家庭都自己去建一所學校，因為成本太高，將很少有家庭能夠負擔得起。

為降低交易成本，這時社會分工具有演化出一類新的經濟組織，出現一個平臺企業，專門來提供所有普通企業都需求的這些產品——若平臺企業建設了電廠，則普通企業要使用電，只要安裝一個“插座”就可以了；若平臺企業建設了學校，則家庭將孩子送去讀書就可以了。除了電力和學校，還有道路、機場、港口等其他的公共產品都是依循相同的邏輯產生的。

在“企業群落”中，專門為普通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的企業，就是所謂的平臺企業。有了這種企業，原來的普通企業就能從重資產變成輕資產——從要建電廠，到安裝接線板即可；從需要修路，到買車就行；從需要打井，到只要安裝一個水龍頭……市場競爭從表面上看是普通企業之間在展開競爭，但其背后卻是不同“企業群落”之間在競爭。由于平臺企業的重資產可以降低每個搭載于其上的普通企業的固定成本，因此如果一個“企業群落”的平臺企業相對于另一個“企業群落”的平臺企業效率低下，依附于這個平臺企業的“企業群落”中的所有普通企業都效率都會隨之下降。

顯然，為“群落”中的普通企業提供公共產品的平臺企業一定是重資產的，由于必須依靠巨大的規模才能分攤固定成本，因此，這類企業的規模越大，效益越好，普通企業的負擔才會越低。規模經濟和壟斷是平臺企業最顯著的特征，若對平臺企業實施拆分和反壟斷，導致這類企業的規模變小，所有依附其上的普通企業的成本都會隨之上升。

平臺可以顯著降低企業盈利所需的固定成本

顯然，政府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平臺企業，其通過空間收費，為所有依附于其上的普通企業提供公共服務，因此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在“無為”政府的領導下獲得成功。當互聯網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像政府一樣具有平臺性質，也一定需要壟斷。

因此，反壟斷絕不應當是縮小平臺企業的規模，更不是降低平臺企業的市場占有率，而是要求平臺企業自身不能“降維打擊”介入普通企業從事的業務。一旦提供路網的企業自己也開始生產汽車，其他的汽車公司的汽車就一定無法與平臺企業的汽車展開競爭，電網、水網、通訊網領域的邏輯同上。如果將足球職業聯賽視為一個平臺，那么中國足協作為聯賽的組織者，就不能自己也辦一個足球俱樂部，否則規則都是足協制定的，其他俱樂部如何與足協的球隊競爭？

同樣的道理，無論微軟的市場占有率多高，都不能構成將其拆分的理由，真正應當被拆分的是Windows操作系統和Office應用之間的捆綁關系。因為Windows是平臺，而Office是其自己開發的應用，在這種情況下，其他的應用（比如WPS）就很難在Windows平臺下與其展開公平競爭，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同理，一旦作為平臺企業的谷歌也開發應用（比如安卓），他就會具備相對其他普通企業不對稱的競爭優勢，現實中，谷歌正是利用安卓來威脅華為的。

所以，反壟斷不是反對平臺企業的水平整合，而是要反對其垂直整合。這當然并不是說平臺公司就無需市場競爭。事實上，所有平臺公司都在參與另一個“維度”的競爭。比如，政府具有高度的壟斷性，但政府之間同樣存在激烈的競爭；高速公路網也具有壟斷性，但它要同高鐵網，甚至航空網開展競爭，互聯網公司也是如此。如果由于采用了錯誤的反壟斷政策導致平臺企業的效率下降，則整個“企業群落”的競爭力都會隨之受到影響。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是簡單等于國內每一個公司規模的加總，而是取決于這些企業所依托的平臺的競爭力。各國最后比拼的不是國內某個公司的競爭力，而是“企業群落”所依賴的平臺。擁有強大平臺企業的國家，依附其上的所有普通企業都只需輕資產，就會有更高的效率。因此，若阿里巴巴不如亞馬遜，那么所有依托亞馬遜的企業相對依托阿里巴巴的企業就會擁有不對稱的競爭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像馬云、馬化騰這些能創造出平臺企業的企業家，都是其“企業群落”的“英雄”，他們創造的平臺企業，都是該“企業群落”的核心資產。真正導致壟斷的不是平臺企業，而是不完善的監管規則，允許平臺企業“混業經營”，這才是導致平臺企業壟斷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