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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聯網平臺的價值之源

回到前面的問題，螞蟻集團為什么會有如此高的估值？這一點可以從“螞蟻金服”改名“螞蟻科技集團”這一舉動中看出端倪——螞蟻集團的高估值不是因為“金融”，而是因為“科技”，它上市要賣的是一種全新的東西——數據。

資源是人類活動產生的權益，按照這一概念，數據是由現代經濟活動創造的一種全新的資源。數據就像是無線通訊時代的無線電頻譜，無線電是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的，由于麥克斯韋和馬可尼等科學家發現了無線電的用途，使得無線電頻譜突然變得非常有價值。這與由于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從而使得煤炭的價值倍增是一個道理。想像一下，如果馬可尼的公司擁有了無線電頻譜的所有權，瓦特的公司擁有了煤炭的所有權，這些企業的市值會有多高？互聯網平臺公司的高估值也是同樣的道理，都因為它們在把一種公共資源——數據據為己有。

也許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所有個人在無償使用互聯網提供的服務時，通常會簽署一個協議，向互聯網公司讓渡了數據的使用權。在數據平臺公司看而言，數據是一種基礎的生產要素。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渠道積累和使用數據，這與傳統企業積累資本、人才等要素并投入生產一樣，是正常商業競爭的一部分。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對數據公司和數據平臺公司的差異加以區分。前者使用的是“數據”，后者使用的是“大數據”；“數據”在被單獨使用時，往往沒有多少價值，因此其所有者通常會在單獨一對一交易時，無償讓渡“數據”的所有權；而一旦海量的“數據”被平臺公司匯聚成“大數據”時，量的積累會導致質的變化，此時的“數據”就會變成一種價值無比巨大的另外一種資源。

包括螞蟻科技在內的互聯網公司的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為市場將中國龐大的用戶群體所創造的海量數據價值一并計算在了這些公司的資產之中。沒有這些海量用戶，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價值就會一落千丈。這也就進一步解釋了為何互聯網公司的市場估值往往與其業績無關，而與其用戶數量高度相關的特殊現象。

2011年以后，騰訊的營業額增速和利潤開始跌落，此前是60%-80%的增長，之后的相關數據基本是在50%以下，且利潤增速掉落到20%-30%之間。但騰訊的市盈率卻從原來的23倍上浮到其后的47倍。為何企業的營業額和利潤下降，但其市場估值卻反而增加了呢？針對這一現象，本文所能給出的唯一的解釋就是，是騰訊用戶數量的增加導致了其數據財富的增加。

不僅是騰訊，其他的互聯網公司也都具有類似的特征，即低利潤、低分紅、低納稅，但卻高估值。典型的就是亞馬遜，2020年12月亞馬遜的市盈率高達89.98！如果此次螞蟻集團上市，按照68.8元/股的發行價格，對應的動態市盈率也高達96.48倍。這些都說明互聯網公司上市買的不是其創造的價值，而是其使用的資源——大數據。

現在我們還應該可以明白，谷歌、推特和臉書之類的互聯網企業不在中國市場內，對于中國經濟而言的非政治意義是什么了。即使這些公司在中國不賺一分錢，中國的數據財富也會反映在他們的股價上，從而幫助這些企業從資本市場獲取巨額財富！

沒有這些海量用戶，互聯網平臺企業的價值就會一落千丈 圖：視覺中國

四、初始資源的權屬

明白了互聯網平臺公司價值的來源，那么接下來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發明了無線電的公司應該自動擁有其所使用的無線電頻譜嗎？在互聯網平臺上產生的大數據究竟是應當屬于個人，還是平臺，抑或是社會？

在現實中，資源的初始產權往往歷史上由不同的制度武斷給定，既有私有，也有公有。所有的平臺企業發展起來之后也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平臺產生的資源的最初始的產權應該界定給誰？實踐表明，不同的資源初始產權界定會使資源在使用過程中產生的交易成本大不相同，由此產生的經濟績效也大相徑庭。選擇什么樣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平臺的創立和運行成本。

關于資源初始產權的界定，一個可以用來參照的例子就是土地。對于城市政府這一提供重資產的平臺企業而言，土地是其最主要的初始資源，而有沒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土地的價值完全不同。不同的國家，土地制度存在差異，歷史和實踐表明，那些將土地界定給私人的原住民國家，無不面臨著土地征用的巨大成本。可以說，初始土地的獲取成本，決定了一個經濟能否跨越城市化的初始門檻。

這一點可以從歐洲及其殖民地國家不同的發展績效中可以得到印證。老牌的歐洲國家雖然是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原住民國家，但由于可以通過殖民、貿易和戰爭從外部獲得初始資本來贖買城市化所需的土地，所以成功地跨越了啟動城市化的資本門檻；而像印度這樣的沒有實行過“土改”的原住民國家，土地私有導致城市政府很難獲得足夠的土地，城市化發育不足又導致想要工業化的企業必須自己重資產，這類國家在擺脫宗主國的統治獲得獨立后，無一跨入發達國家門檻；而那些直接公有化土地的非原住民殖民地，比如北美、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香港，都成為了發達經濟體。

中國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于1982年憲法將城市土地的初始產權界定給了城市這一平臺的提供者——地方政府。正是因為地方政府壟斷了土地一級市場，中國才得以參考香港的土地制度開啟了中國城市化的偉大歷史進程，也使得中國成為全球少數能完成城市化的原住民國家。對比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就可以發現，如果土地的初始產權是界定給原住民的，那么城市政府開發這塊土地帶來的各種好處，原住民就都有權力分享，如果達不到分享訴求，原住民就可以拒絕轉讓土地。但在中國，由于土地的初始產權一開始就已經明確界定給了地方政府，那么政府在征用土地的時候，只需要賠償使用者原本的農業價值，今后土地的升值全歸政府。正是這一制度，使得土地金融在中國成為可能。

通過對四十年經濟發展成就的對比可以發現，實行初始土地私有制的印度與實行土地公有制的中國，在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都顯著地拉開了距離。盡管有很多人批評說，中國的農民在政府征地時沒有得到足夠的補償，但因為城市平臺服務效率的提高，城市居民（大多就是原來的農民）經濟活動的效率也隨之顯著提升，這其實是另外的一種間接和隱性補償。從中印兩國由土地初始產權界定導致的經濟增長績效差異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平臺所需資源的初始產權應當界定給平臺的提供者而不是原始的所有者。從土地推演到數據，其產權應當界定給提供平臺的互聯網公司而不是私人。任何以私人隱私為理由的數據私有制，最終都會制約平臺的創立和運營，并最終危害“企業群落”的整體競爭力。

印度的初始土地私有制，給城市建設帶來巨大阻力 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