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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楊光斌

【文/楊光斌】

我今天講的問題主要是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轉型與升級。我在對國際關系的研究中，提出了“世界政治學”概念，主要是國際關系學的轉型與升級。同樣，與國際關系密切相關的比較政治研究，我認為也需要思考轉型問題。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政治學的“國家之問”，或者說政治學的“國家身份之問”。我和蘇長和院長在私下也聊，軟科的學科排名把中國的政治學都排得非常靠后。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政治學如果不能發揮政治作用，還叫政治學嗎？顯然那就不叫政治學了。很多排名非常靠前的外國政治學研究機構，其實在政治生活當中毫無影響。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那么，我們要問的是：誰最有資格提供政治學知識產品？

我們要從中國政治學自身的發展來看這一點。中國政治學（其實也包括“社會科學”）有百年的歷史。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學，當時的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可能是最強的。它們用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法條主義的，就是介紹總統制、內閣制這樣一些東西。換句話說，這些政治學是從哪里來的？是從英國、德國來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強的國家當然是英國、德國這些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個30年里，我們名稱上取消了“政治學”，那時的政治學其實叫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其實就是中國的政治學。第一個30年，我們學習的是蘇聯政治學。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學的政治學就是理性選擇主義、個體主義政治學，其實就是美國政治學。

從這一路走來的100年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誰最有資格提供政治學知識產品？答案是“一流強國”或者說“一流大國”，政治學知識產品都是它們提供的。中國走到今天，中國政治學在哪里？中國是否應該有自主性知識產品、知識體系的政治學？這是我們政治學的“國家之問”。這是第一個問題。

為什么我們會問到這個問題？我們熟悉的知識范式能否回答政治學的“國家之問”？

我們熟悉的政治學范式基本上是“冷戰政治學”，或者叫“冷戰社會科學”。熟悉美國社會科學史的人都知道，195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臺了一個文件，定位是這樣的：社會科學要以自由為核心來建構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在這個文件之前，民主叫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大家都很討厭，尤其是知識分子很討厭，因為資本都要帶來不平等，知識分子天生愛自由、愛平等。

但是，到20世紀5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民主被置換成自由主義民主，這時候知識分子都“嗨”了。美國知識分子，包括國外知識分子，包括世界上的人都“嗨”了。但是，我們所熟悉的一套知識體系、話語體系或者研究范式都來自“冷戰”。

談到這里，有一個小故事。國際關系理論大師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 Waltz）在1991年談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為什么贏了？蘇聯為什么輸了？”時說，因為蘇聯沒有社會科學。這句話雖然是半開玩笑，其實真是這樣的。

蘇聯的社會科學就是“高、大、上”的，與老百姓沒關系。我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政治學就是把自由主義教材化、社會科學化。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高高在上，老百姓不懂。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自由主義社會科學化，它做到了進教材、進課堂、進大腦，真是做到了“三進”，這是美國成功的經驗。

這是我們熟知的“冷戰政治學”“冷戰社會科學”的一個簡單知識背景。但是今天的時代發生了巨變。可以這樣說，特朗普所做的一切摧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冷戰”結束以后“后冷戰時期”美國宣揚的普世價值。我們熟悉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學”“自由市場之經濟學”“投資人民之社會學”“權利至上之法學”的說法，都需要重新思考。這是一個簡單的背景。

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說，政治學、社會科學是時代的產物。那么，新時代到來了，中國政治學的議程設置應該是什么？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學少有自己的學科性研究議程，或者說議程設置能力差。我從比較政治講，因為比較政治是政治學的知識增長點。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是從哪里來的？當然來自比較政治，最早從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158個城邦國家展開的比較研究中來。本國政治是比較政治的一部分，看研究者站在哪兒，站在中國是本國政治，但美國人研究中國政治就是“比較政治”。所以本國政治也是比較政治的一部分。比較政治事實上是政治學的知識增長點。

而我們的“比較政治”長期以來干了什么？就是比較制度，以政體論為中心，這在西方有2000年的研究傳統。沿著這個傳統——政體論、國體論，在中國，這個概念也就100年的歷史。在此之前，我們中國就從來沒有“政體”之說，這就是“中國融入世界以后受到世界影響”。在教育部專業劃分的學科目錄中，我們現在不是叫“比較政治學”，而是“中外政治制度”，課程設置是“比較政治制度”，這都是本科生的必修課。制度研究很重要。但是，我現在感覺到，制度研究相當于什么？相當于演繹法。一個“好制度”立在那兒，大家都去追求。它是一種演繹性的。因此，它具有目的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必然是意識形態。

但這個研究議程持續到什么時候？美國兩位學者大致在2014年有了一個“轉型學的終結”觀點，就是說，根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教訓，呼吁別再搞轉型學那一套了，不解決問題。所謂的轉型學就是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和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在1986年出版的《威權統治的轉型》中創造的，這本書大家都熟悉。不管A、B、C、D的原點在哪里，最終都要走向美國式的政治制度，大概就是這個東西。

很多國家轉型了，六七十個國家轉型了，這有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民族解放運動，很多新興國家獨立了。“冷戰”以后又出現了第三波，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國家。

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出現的新的國家，再到國家轉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制度轉型了，治理改善了嗎？看到的情況是，印度在政治制度上更像英國、菲律賓在政治制度上更像美國，實行的議會制或總統制，就是這樣的模仿。它的治理結構變了，但是它從國家治理到地方治理到城市治理，治理狀況改變了多少？有的發展中國家甚至更糟，是典型的“無效的民主”。

因此，我們政治學的研究議程到底應該是什么？

政治學的研究應該是“國家治理研究”。在我們學院和福山還有拉里·戴蒙德的對話會上，我也呼吁，比較政治研究的轉型應該從比較制度研究轉向比較國家治理研究。當然，國家治理研究不單是國家層面的，還有地區層面的，包括城市和社區層面的、基層層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毫無疑問比比較制度研究更加困難。比如具體到中、印兩個國家，比如孟買和上海的比較、德里和北京的比較，把一個邦和一個省加以比較，這個比較顯然要比簡單的制度分析難上許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