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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簡單的工作不管用。我們真實感覺到，中國政治學100年以來，一直都圍繞著制度轉。講制度分析很簡單，從書本到書本，看前人怎么說。這種研究不管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好的比較政治研究題目，就是說通過現實的檢驗，發現同樣的制度有不同的治理結果；或者說，不同的制度，比如說中國和韓國有著不同的制度，卻取得相似的治理結果。我認為，治理研究比制度分析要難，但是正是因為它難，它才具有挑戰性，挑戰性的東西可能還更有實際意義。我稱為歸納法，治理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涉及大量案例的比較分析，它是歸納法的實踐理性，它是科學實證。這是比較政治的研究議程的轉型與升級問題。

其次，就是國際關系研究的轉型與升級的問題，即世界政治研究。在提出“世界政治研究”，也就是“世界政治學”之前，在學科意義上的“世界政治研究”產生之前，大家說的“世界政治”指的是什么呢？中國以外的政治就叫世界政治，包括國際關系、地區政治、國別政治，這些都叫世界政治。世界政治是一種政治現象。

若干年前，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在教育部的會議上提出，應該將學科目錄上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改成“比較政治或世界政治”。因為我國的學科目錄是因人而設的，包括很多大學的課程都是因人而設的。王老師的呼吁雖然非常理性、非常前瞻，但是最后沒有變成現實，很遺憾。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哲學家趙汀陽在2010年寫的，是在哲學意義上的論證。在論“天下體系”的時候，他就認為，基于民族國家的國際關系研究根本不能回答很多問題，他從“天下無外”角度明確提出“世界政治學”這個概念，主張以“世界政治學”取代國際關系學。

應該說，從王老師到趙先生，他們都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但在研究路徑上怎么推進世界上的研究？這大概是我們要做的。

為什么要推進世界政治學？首先，大家知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霍夫曼稱“國際關系”是什么嗎？他認為，國際關系是美國專屬的社會科學。所以國際關系有理論困境，國際關系研究追求預測，但是總是預測失敗。

這時候，我注意到，亨廷頓在1995年出的轟動世界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序言中說，大家都在問他，你為什么能夠準確地預見到世界政治的走向。我總結了（因為這個書我讀了好幾遍），我稱之為“亨廷頓繪制的21世紀頭30年的世界政治路線圖”，這個路線圖非常精準。包括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包括烏克蘭的分裂，包括土耳其出現“政治強人回歸伊斯蘭化（埃爾多安）”現象等，包括大家都知道的“9·11”。為什么他能夠預見得那么準確、精準？在該書序言當中，他說，“我試圖提供一種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顯然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不同于傳統的國際關系的思維框架。

那么，什么是“世界政治學”？

我有兩篇文章，一篇是《關于建設世界政治學科的初步思考》，發在《世界政治研究》雜志上，另外一篇就是今年《世界政治研究》第1期的《世界政治的研究范式》。在這兩篇文章中，我還把世界政治學局限于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結合，后來我想來想去，沿著這個思路論述還是不準確。

我最近的想法是在我剛完成的一部書稿《世界政治理論》（待出）中提出來的，世界政治是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國關系和世界秩序。因此，世界政治學至少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的集成式學科創新。我們想想，200多年以來是不是這么一回事。我們平常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改變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什么？改變了中國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度體系變革，東亞的國際關系就變了。

我們熟悉的歷史，其實是沿著這個一路而來的。當然如果你要窮追到底，什么東西引起了世界政治思潮的變化？毫無疑問就是權力、財富。因此，世界政治學最重要的研究主題是什么？或者用沃勒斯坦的話說，研究單元是什么？因為政治形象非常繁雜，世界政治，我將其稱為“多層次性”，“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層結構，有單元層次，也就是國家之間的關系，有次單元層次，就是國家之下的社會之間的關系，我稱之為三種層次，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研究單元。

世界政治學主要研究“deep structure”，就是深層結構。理解了深層結構，就理解了它的單元層次和次單元層次。現在國內、國際關系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深層結構的理解。國際關系，說到底它就是一個現狀性結構或者是一種結果性結構。而世界政治，它是一種歷史進程，是一種過程性結構。因此，我們如果不理解過程性結構，只談結果性結構，很多時候是流于形式的。我們關于國際關系的預測是非常難以做到的。所以說，我推崇的世界政治學的研究主題或者研究單元，代表性的如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亨廷頓的“文明的范式”。從研究單元來看其給世界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在此，人大和復旦有一個初步的知識產品的合作項目，想組織一個“世界政治學”專欄。我想，這個專欄出來以后，會對推動世界政治研究起一點作用。這是我講的國際關系研究的轉型與升級。

那么，如何研究比較國家治理和世界政治學？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共同點，它是“歷史政治學”。而歷史政治學在國內基本上可以說是“聲勢有了”，在座的任鋒教授他們都是主力軍，可能會形成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學術共同體。為什么是“歷史政治學”？原因是，理性人假設的政治學方法論、世界觀、認識論，它不單招致了政治學研究的困境，很多時候它是政治問題本身的誘因。大家想一想，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公共性生活，理性人假設講的是個人權利，個人權利和公共生活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我們可以看到，理性人假設可能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很多時候它反而是問題產生的原因。我最近梳理了一下，但不一定準確。目前中國政治學有兩個取向：一個是政治學的馬克思主義化，直接的現象是，很多政治學專業的同學到馬克思主義學院去就業；另外一個就是政治學的量化，就是數學化。我覺得這兩個判斷都對。但是我再加一個，就是“歷史政治學方向的出現”，形成三種取向。

什么是歷史政治學？或者說，歷史政治學是什么？具體的我就不談了，我從認識論、方法論、本體論上來談。尤其是本體論，我現在新的認識是這樣的：歷史是什么？它是一種結構性關系主義，其實個人權利主義、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也屬于結構性關系主義范疇，只不過它解構了關系主義，好像只有個人權利，個人權利在哪兒發生的？在哪兒實現的？不都是在結構性關系當中發生的嗎？這是歷史政治學的本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