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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這也是您在《中國新敘事》新書中的主要觀點嗎？您能否對新書的主要內容進行概括，您是如何從哲學的角度出發，推出了中國的政體，進而推導出黨和政府做對了事情？

姚洋：用一句話來說，在過去40年中，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化。這聽起來好像是廢話，中國共產黨不就是中國的嗎？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是西風東漸的產物。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顯然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外來思想影響的產物。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約60年的時間，中國共產黨沒有完全中國化。這是從理論、指導思想的角度來說的，而不是實踐的角度。

觀察者網：您認為共產黨中國化的標志是什么？

姚洋：中國化的標志是從鄧小平開始的。歷史學家寫鄧小平的功績，其中一定要說，鄧小平讓中國共產黨中國化。中國化最大的標志回歸中國傳統的做事方式——務實主義，中庸、調和，而不再搞階級斗爭。

西方的方式就是斗爭，要斗倒，一定要分出誰輸誰贏。而中國人不是這樣，不分非要分對錯。在路上碰到兩個中國人打架，別人都會勸“算了算了，別吵了”。沒有一個人說誰對了，誰錯了。我在美國紐約見過兩個人打架，路過的人都要看誰對誰錯，會聲援弱勢一方，譴責強勢一方，很少有人會說“算了”。中國現在走的就是調和中庸的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國回到了干部提拔要選賢任能的路線，這也是我們古代流傳下來制度，從西漢開始的。而在文革時期，選拔干部是緊跟領袖意志，造反派能被提拔，王洪文這種打砸搶分子也能被選拔。

觀察者網：在抗戰時期，選拔干部也不是選賢任能嗎？

姚洋：那是軍事斗爭時期，不能算數。軍事斗爭時期，誰能打贏仗，就提拔誰。

而到了和平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撥亂反正的第一條，打砸搶分子一律不能提拔。

當然，中國共產黨有將近100年的斗爭歷史，如何把這個歷史和中國傳統結合起來，是個嚴肅的問題。所以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意就是這樣的。但是，方向可能有問題，馬克思主義說到底是要搞階級斗爭的——或者，在最低層次上，要求國家具有階級屬性，這和中國傳統不一樣——中國傳統要求國家獨立于所有人，就是我說的“中性”。我們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化，回歸中國傳統，這樣就容易找到契合點。

中國共產黨可以轉型。馬上中國共產黨就建黨100周年了。現在黨應該思考，考慮如何轉型的問題，尤其是在理論方面如何轉型。實踐方面已經轉型了，改革開放40年已經轉型了。

對于理論轉型，20年前曾總結過一次，就是“三個代表”，但當時有點權宜之計，現在需要我們再總結一次，永久性的。而且這次不只要定義中國共產黨，還要定義體制，弄清中國共產黨在體制里面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我們目前還沒把這個地位說清楚。

我們現在說的基本上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應該得到人民的支持。但這種說法還是從后往前說。現在需要從前往后順著說，建立老百姓對體制的哲學信念。這就需要到傳統文化里去尋找，再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結合起來，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現在和我的合作者能做的，也只是說把中國傳統的部分現代化，之后與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對照起來，說明兩者相符合。但要形成共產黨的新敘事，還是要費點勁。

觀察者網：以您剛才的分析，如果回歸中國傳統，做到了對中國體制的描述不再“失語”，令國人和外國人都能聽懂。那么是否會因強調傳統文化的不同，而加強中西現代文化的對立？對崛起的中國、不斷國際化的國人來說，會產生什么影響？

姚洋：應該不會。說俗一點兒，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國人的哲學智慧——儒家的、道家的——是對世界的重要貢獻，由此而生發出來的政體，也會對國家治理做出貢獻。強調傳統文化，并不是要拒絕現代化，也不是要拒絕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新的人類價值，包括平等、自由等等。不能把這些價值等同于西方價值——事實上，這些價值是現代化的產物，西方過去也沒有這些價值，在啟蒙運動之前，西方比同期的中國更加黑暗和愚昧。啟蒙運動之后，西方重新從軸心時代的西方——古希臘、古羅馬——尋找精神源泉，比如，美國的憲法就極大地受到羅馬共和國的影響。孔子、莊子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我們也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我們今天要的東西，和現代價值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為世界貢獻中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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