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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階段不應該有好壞學校之分

觀察者網(wǎng)：我們看到2020年教育部已經(jīng)就延長義務教育做了解答，認為2011年我們才全面普及9年義務教育，而且有地方并沒有很好地落實基礎教育的公益性，因此現(xiàn)階段我們還不適合延長義務教育階段。您前面講基礎教育重點要放在培養(yǎng)，而不是選拔。問題是，怎么評價一個學校是好學校呢？可能我們中國人的競爭意識太強了，總要有一個評價標準。

姚洋：什么叫好學校，怎么去評價？你這個問題問到點子上了。我的觀點就在基礎教育階段就不應該有好學校壞學校之分，區(qū)分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如果有好學校和壞學校之分，說明教育資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

我們看一下世界上其他國家如何保持基礎教育的公平性？在日本，教師不是屬于哪個學校的，它是學區(qū)雇傭的，教師在學區(qū)里的不同學校輪崗；加拿大也是這樣。在緬甸，教師不僅在學區(qū)內(nèi)輪崗，還要求全國輪崗。這當然也比較極端了，中國面積很大可能實施起來比較難，但是至少在學區(qū)里輪崗行不行？

中國人熱衷于好壞學校的評價，我覺得問題出在根深蒂固的賢能主義思想，這根植在我們的血液里。

美國的教育制度有點像中國，好的高中也得考。舊金山的頂尖公立高中，一開始用考試的形式選拔入學，亞裔的比例就很高，后來舊金山通過一部法案，不再通過標準化考試選拔學生，而是改為抽簽系統(tǒng)來招生。大家都同意，只有華人不同意。華裔家長認為，我們的華人孩子學習很努力，憑本事能上好的學校，抽簽的方式把寶貴的名額給了成績一般的學生，這不公平。

這足以說明，中國人的精英主義思想是流淌在我們的血液里。先別談是否扼殺我們創(chuàng)造力的問題，就是活得太累了。本來活得就累，再加上教育競爭，活得更累。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大家中學的時候都讀過《范進中舉》，范進考到快50歲了才中了舉人，最后都高興瘋了。

我覺得現(xiàn)在到了要改變的時候了。因為牽涉到國民性和文化因素，這個改變得從制度上著手。

最近我開始動筆寫一本構思了15年的書，書名暫定為《現(xiàn)代化的中國腳步》，其中一節(ji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部分。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給中國人帶來了平等意識。

中國的文化是精英主義的，是不講平等的，士農(nóng)工商、三教九流這都是古代社會描述社會等級的詞匯。哪怕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平等這個詞也很少出現(xiàn)過。社會主義革命帶給我們的新理念，就是掏糞工和國家主席是平等的，只是革命工作性質不同。傳統(tǒng)的中國精英是很難接受這一觀念的，經(jīng)過社會主義革命洗禮之后，平等觀念才開始長出來。

學費不菲的“貴族學校”受到富裕階層家長的追捧。

然而，經(jīng)歷了70多年的發(fā)展，我們的傳統(tǒng)等級觀念又有點死灰復燃。比如現(xiàn)在還有“菜場小學”、“貴族學校”之說；再比如，遭到輿論抨擊的“驅逐低端人口”的說辭，都是兩種觀念打架的例子。

說到這里，很多人會很反感，今天我是鼓起勇氣說這個話的。真的，今天提倡平等觀念是要鼓足勇氣的，因為這么一說，馬上就有人會批評你，想回到過去嗎？回到計劃經(jīng)濟嗎？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精英主義走到極致了，就會走到反面。在教育方面，精英主義讓孩子們圍繞著分數(shù)競爭，最后都變成了只會做題的機器。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基礎教育不應該有好學校和差學校之分。

中國教育的精英主義文化傳統(tǒng)，正在走向反面

觀察者網(wǎng)：您主張要延長基礎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基礎教育的重點應該是培養(yǎng)，而不是選拔。我覺得您擔心的還是“刷題扼殺了中國孩子的創(chuàng)新能力”，不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朱天教授有一個研究說，中國基礎教育的質量在全球都是比較高的，這成為中國經(jīng)濟奇跡的原因之一；而且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的應試教育并沒有扼殺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論據(jù)是，在中國接受了基礎教育的孩子，到了美國或其他高等教育比較強的國家，創(chuàng)新能力表現(xiàn)也不差，他還引用了世界產(chǎn)權組織的數(shù)據(jù)，中國的“移民發(fā)明家”占全世界“移民發(fā)明家”的比例最高，達到16.3%。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姚洋：朱天和我是四十多年的朋友，我很了解他的想法，我覺得他說的也沒錯。中國人如果去國外后發(fā)揮出了很強的創(chuàng)新能力，這說明別人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比較好。

我也說過，天才是教不壞的，而且天才很適應中國的教育體制。我曾經(jīng)問過我們北大的天才數(shù)學家許晨陽，他是北大數(shù)學學院黃金一代的頂尖人才之一。我問他，高中的時候老是刷題，做奧數(shù)，覺得累不累？他說，不累，他課外活動很多，還經(jīng)常踢足球。我突然就明白了，人家智商至少150，奧數(shù)題都難不倒，何況學校教的基礎知識？所以這樣的孩子是教不壞的，考試對普通人是挑戰(zhàn)，但是天才學生在中國考試為導向的教育機制中是如魚得水的。

另外，你要知道能夠留學的人，尤其是去國外頂尖大學讀書的人都是比較聰明的，是從我們的高中或者大學中掐尖掐出去的。到了歐美，特別到了美國這樣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好、且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他們就有無窮的機會去表現(xiàn)。

2005年，錢老在病榻上提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聰明人這么多，為什么出不了頂尖的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至今我們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答。

姚洋教授認為，”錢學森之問“，我們至今還沒有滿意的答案。

如果要給一個答案，無外乎是我們的教育出問題了，或者我們的創(chuàng)新環(huán)境、科研體制出問題了。中國人很聰明，我們有楊振寧、錢學森這樣偉大的科學家，這說明中國人的智力是不差的。

所以，如何回答“錢學森之問”，還得要從我們的教育和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方面去找原因。那我們的教育可檢討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我們是把每個孩子都當“工程師”來培養(yǎng)的；而美國的教育是給天才準備的。

中國人對于美國教育的評價是兩極分化的，有人說美國的教育很好，有人說美國的教育很爛，學生連個算數(shù)都不會。這些說法都沒錯，美國的教育就讓孩子自由發(fā)揮，天才就容易冒出來，而對普通孩子來說啥也沒學到；而中國的教育更多是為普通孩子準備的，把每個人都培養(yǎng)成了“工程師”，即使是天才也可能變成了“工程師”。

還有，我們的學術環(huán)境、社會評價對頂尖人才的培養(yǎng)不利。北大數(shù)學系有一個畢業(yè)生叫張益唐，1985年去美國讀博士，1992年博士一畢業(yè)就失業(yè)了，一度居無定所，直到7年后才在大學得到一份教職。到了58歲，他在“孿生素數(shù)猜想”上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才引起轟動，此前他幾乎沒寫過什么論文。

中國會給這樣的人才機會嗎？我們的環(huán)境更多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每個“坑”都是用量化指標競爭上崗的，天才很難冒出來。那怎么辦？得從制度上解決，得從基礎教育階段就開始解決。

朱天的研究說，我們向海外輸送了很多移民發(fā)明家，這沒錯，但是我們?nèi)狈δ欠N最頂尖的、像馬斯克那樣的天才。美國能出馬斯克那樣的天才，當然跟美國的社會環(huán)境、創(chuàng)新環(huán)境有關系。移民火星，我們好多人想都不敢想這些事兒，在中國，有人要是提出這樣的想法，八成會被當成騙子。對中國的孩子來說，從小被歸訓好好學習、考出好成績才是正道，孩子稍微有點“離經(jīng)叛道”，馬上就會被打壓。

中國的賢能主義或者叫精英主義的文化，當然有好的一面。比如政治領域，我專門寫過一本書叫《儒家政治：當代中國政治的理想原型》，就講中國選賢任能的儒家政治傳統(tǒng)，在古代乃至當下改革開放以來，都發(fā)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走到極致，就會走向反面。就像美國的個人主義，它對促進美國的創(chuàng)新很有用，走向極致之后它演化到了反面，造成社會撕裂。

我不得不說，我們的教育太過于精英主義了，已經(jīng)走到了反面。有些方面甚至令人迷惑痛心，比如說，小學生10分鐘課間休息，不讓出教室，這是違背孩子天性的做法；再比如說，精英主義主導之下的好學校兼并差學校，學校越搞越大，一所學校學生規(guī)模達到六千多名之多，一個班少則40人，多則50多人，教育講究因材施教，孩子們的特性如何能夠得到關注？

北京有一所超級學校，我學生的孩子曾在里面上初中。我和這個學生目前一起合作中考分流的調研項目，她加入合作，很大原因是因為她兒子的經(jīng)歷。比如孩子每晚12點都做不完作業(yè)，孩子完不成作業(yè)，老師會把家長叫去在班級會上批評；孩子考試成績下降了，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痛哭，說你們對不起我。你想，這不是摧殘我們的孩子嗎？而且，初中的數(shù)學難到什么程度？兩個北大畢業(yè)、美國布朗大學經(jīng)濟學的博士，初一的數(shù)學題做不出來。瘋了！

我們的教育都成這個樣子了，什么是高質量教育真得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很多家長擔憂，自己的孩子會不會做題做成傻子。但是家長沒辦法，你不這么做，別的孩子會這么做。最后就形成一個最壞的均衡，就是所謂壞的納什均衡。

怎么去打破這種壞的均衡，得靠外力。還好我們有政府，我們的政府可以從制度上去改變這種現(xiàn)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