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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這不僅僅是債務，這是犯罪！”

面對阿根廷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2018年獲取的一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現任總統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憤慨地表示，這一債務將壓在阿根廷子孫的頭上，對阿根廷未來極其不利。

這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次被指責，面臨同樣處境的還有世界銀行。再有一年，這兩家機構就要迎來它們80歲的生日。這兩個經由布萊頓森林會議設立的國際性組織，從其成立之初，便將構建國際經濟與發展秩序、推動國際援助等問題視為其核心任務。這兩個布萊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成立時的基本理念是希望通過國家間的合作，將國家間的經濟活動在宏觀層面上組織起來，以求穩定匯率、預防主權貨幣競爭性貶值、并促進戰后經濟恢復與增長。

布萊頓森林體系及其機構的設立，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一批持金融保守主義觀念，但又深受羅斯福新政影響的美國財政官員。其中，羅斯福政府的財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更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小亨利·摩根索

作為羅斯福新政的堅定信仰者，摩根索堅信，幫助美國走出了經濟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同樣能復制到全球，幫助整個世界走出因戰爭帶來的經濟困境。在摩根索看來，美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與之前歐洲的那些全球性帝國不同，美國是一個“仁慈”的霸權者。因此只有在美國的領導下，世界才能有序地進行戰后恢復，并形成一個非歧視性、經濟互助的基本秩序格局。

在摩根索的構想中，強力政府是制約金融投機者們唯一有效的力量。這個構想充分體現在了摩根索于布萊頓森林會議上的講話中。他用一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且無比強硬的表述，強調“要把那些放高利貸的投機者們從國際金融圣殿中趕出去”。

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萊頓森林機構從其醞釀之初，便帶有明確的美國中心世界秩序理想。其推動者們相信，在美國實踐并獲得成功的經濟與政治經驗，可以通過國際制度建構復制到全球。

早在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便將這個制度建構的任務交給了當時的助理財長哈里·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命其著手準備一份建設“同盟國間穩定基金”（inter-Allied stabilization fund）的備忘錄，以此為“戰后國際貨幣協議提供基礎”。

幾年之后，當向時任總統杜魯門闡釋這一構想時，摩根索表示，建設這一國際金融組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將世界金融中心從倫敦和華爾街，轉移到美國財政部手中，并以此來構建一個國際間金融活動的新理念”。這一新理念包含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將美元構建為戰后世界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

1942年3月，就在二戰同盟國戰局最為低迷的時刻，接受了摩根索委托的懷特完成了一份方案。彼時，同盟國在亞洲與太平洋的局面極為吃緊，新加坡淪陷，13萬英、印、澳大利亞士兵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被日軍俘虜。但是，在這份被稱為《懷特方案》的計劃中，美國卻已經開始構想起了戰后世界格局。

方案中提出，美國戰后將會遇到三個重要挑戰：第一，避免國際貨幣與信用體系崩潰，避免全球貨幣兌換機制出現動蕩；第二，迅速恢復國際貿易；第三，為全世界戰后重建、賑濟、經濟恢復提供巨量的資本。懷特強調，美國應當提早為建設相應的國際機構做準備。支撐這種機構建設理想的基本意圖，則是推動美元在戰后成為世界經濟中唯一的黃金對等貨幣。簡單的說來，就是要在戰后的世界中讓美國控制黃金，而非黃金控制美國。

作為核心推動者，美國對布萊頓森林機構的架構及其行動有著極為深厚的影響。作為創始會員國之一，美國是兩個機構的最大股東，其股權占比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國家。相應地，美國在兩個組織的決策上也擁有極為重要的發言權。除此之外，在人事任命上，美國完全控制了兩個組織關鍵職位的任命權。

從機構使命上，世界銀行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與貧困國家，目的是通過金融和技術支持，促進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減少貧困、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力資源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主要關心全球性金融穩定與國際間經濟合作等宏觀經濟問題。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向成員國提供經濟政策建議、金融援助和技術援助，幫助成員國管理經濟和金融風險。

但在實際操作上，兩個機構的實踐經常重疊。特別是在向貧困與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時，兩個機構都會附加一系列政策性“建議”，而這類政策性“建議”則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教條。并且，由于許多國家在向IMF借款時，基本都處在嚴重的經濟問題邊緣，因此在面對一系列干涉主權的政策性“建議”時，這些國家往往很難有真正的談判能力。

由這些布萊頓森林機構開出的發展“藥方”，以激進的市場化教條為主導，重點推動放松金融監管、稅收改革、減少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支持政府財政緊縮政策、加速深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貨幣自由兌換與浮動匯率、進一步為海外直接投資放開市場等一攬子自由化改革政策。

簡單說來，就是通過讓渡政府監管權力，放開國內市場，為本土私有化與國際資本深度滲透本地市場提供充分機會。這種極度市場中心主義的改革方案，還有一整套政治道德敘述作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