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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9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開始考慮冷戰結束后，非洲發展方向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影響問題。當時，世界銀行在討論非洲發展問題時，采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of governance）的表述方法。報告指出，治理危機的根源在于國家政治精英以權謀私且無需承擔后果。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報告認為，需要引入議會民主制度以及媒體自由的政策，確保在非洲國家建立“善治”（good governance）。

這種極具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認識強調，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前提，建立一個“好政府”是為個人賦能，確保社會能開啟“自下而上”發展的唯一路徑。今天，反觀此論述，不難發現這種自信背后流露出的勝利主義情緒。這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19世紀中后期，歐洲資本主義帝國全球擴張高潮時代，那種堅信殖民能夠為“拯救”落后種族、為人類帶來繁榮的自信情緒。

這種全球治理論述背后，潛藏著對歐美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經驗的嚴重依賴，且與其殖民歷史經驗密不可分。自16世紀歐洲大規模開始向外殖民擴張之后，歐洲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強化了一種二分的世界秩序觀。在這種觀念下，世界被分割為兩個部分，即由“人”所占據的歐洲（以及隨后的西方），以及由“原住民”占據的世界其他地方。這種對于“人”的認定還伴隨著對“人性”的道德壟斷。“西方化”在這個意義上，就代表著“原住民”被“啟蒙”而獲得“人性”的物質與文化進程。由此，歐洲/西方向世界擴張的殖民歷史，就被轉寫為一個世界逐步轉向理性化、文明化、現代化的歷史。

而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理論，則基本上接續了這種世界秩序觀。它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以及按照西方模版進行的民主化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與19世紀殖民帝國主義時代英國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法國“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這類觀念類似，20世紀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也同樣將有產階級視為歷史的唯一主體。這種歷史觀強調，隨著中產階級的誕生，社會便能夠自然而然地走向進步、創新、民主的現代。

這種歷史觀倒敘地將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等現代化現象，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聯系起來，全然遮蔽了西方這一系列物質發展與強政府干預密不可分的事實。

這種強政府干預刺激西方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本主義通過殖民擴張，對亞非拉世界進行剝削式積累，并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通過設置貿易壁壘、武裝拓殖、政府投資、財政扶持、金融調控等強干預手段進行自我發展與海外競爭。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敘述中，這層歷史被徹底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對發展道路的壟斷式解讀，即告訴全世界除了削弱國家、全面市場化之外，人們“別無選擇”。

簡單強調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關系，單純強調市場主導，政府退場的政策方案，并未為世界帶來它所保證的繁榮。相反，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政府從公共服務部門的退場，造成了絕大多數人生活質量、教育程度的倒退，在實行了公共服務私有化改革的英美，公共交通、醫療服務、飲水安全、教育質量等一系列本應當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重要民生行業，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危機。

這也進一步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與階層固化。在發展中與貧困國家，這類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改革也更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國家社會的碎片化以及貧富分化。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將全球政治變得越來越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體系。它讓社會各階層為了謀求財富與政治權力而相互爭斗，進而在社會階層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恐怖平衡。

這種獨立競爭，互不信任的狀態，充斥著國家、市場與社會各個空間。相反，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真正得到深度整合的則是全球市場。在這個空間里，僅有少部分精英能夠暢通無阻，他們也是這種全球市場的主宰者與獲益者。

正是通過這種廣泛的政治碎片化，以及對國家機器的弱化，新自由主義的少部分精英們，才得以繼續完成他們對全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帝國計劃。與這種思想狀態相伴的，是許多國家政黨的快速買辦化、民粹主義化。

相比歐美，簡單的市場化對亞非拉地區發展中國家與貧困國家造成的影響更為直接。在這些國家中，由于布萊頓森林機構的干涉，激進市場化政策使得社會資源和財富集中，加劇了這些國家社會的不平等。在這個進程中獲利的人，可以很便利地在全球流動，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會向歐美地區流動，這又更進一步造成了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狀態。

其次，過度依賴市場力量可能使這些原本就弱小的國家更加脆弱。在市場化的條件下，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如金融危機、國際市場波動或自然災害。缺乏適當的管制和干預機制，國家可能難以應對這些沖擊，導致經濟不穩定和增長放緩。

再次，由于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動的改革方案強調政府退場。這一思想的政策體現就是公共服務部門的私有化改革。然而，以追求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市場機制，可能會忽視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重要需求。這可能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公共領域的疏忽，進而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而當市場與國家兩種力量之間的相互制衡關系被激進市場化改革打破之后，市場便失去了它應有的有效率分配資源和機會的能力，成為了一個為少部分人投機逐利提供便利的工具。而當市場與國家均無法有效公正分配資源\提供發展機會時，社會緊張和不滿情緒便能迅速升級為社會沖突，并進而對政府穩定和國家發展造成嚴重影響。2010年末開始的阿拉伯地區社會動蕩便是這種激進市場化改革的直接產物。

在今天對阿拉伯社會動蕩的媒體討論中，絕大多數都涉及了突尼斯小販自焚引發阿拉伯地區整體性社會政治危機的故事。但是，對為什么突尼斯會出現這種極端沖突的分析卻極少。

實際上，在很長時間里，世界銀行都將本·阿里（Ben Ali）治下的突尼斯視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從1987年至2011年本·阿里執政期間，突尼斯政府接受了IMF和世界銀行一攬子的政策改革計劃。其中包括減少政府部門雇員、縮減政府開支，取消關鍵商品價格控制，降低甚至取消貿易壁壘，神話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等關鍵政策。

這在短時期內，為突尼斯經濟提供了漂亮的賬面增長。同時，通過私有化獲得經濟增長，使得突尼斯在統計表上體現出的絕對貧困數降低。但是，這一數字掩蓋了一個基本現實，即地區間發展與收入的差距在不斷加大，不同社會階層人群的收入差距也急劇加大。

突尼斯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

同時，雖然通過加速融入世界市場與全球生產鏈條，突尼斯的勞動力質量獲得了提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產業極度單一化，且依賴出口。2011年前，突尼斯90%的出口為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由這類產業帶動起來的勞動力人口，又無法進一步在其國民經濟內循環中找到上升空間。

這種雙重疊加的不平等，以及經濟發展的依賴性、單一性，不斷銷蝕著本·阿里政府的合法性，并使得突尼斯社會變成了一個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更令人不安的是，在2011年本·阿里下臺之后，IMF很快又重新回到了突尼斯。2013年6月，IMF批準向突尼斯提供一筆17.4億美元的備用貸款協議（Stand-by Agreement）。而附加的條件，則與2011年之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方案幾乎一致。

突尼斯所面臨的問題絕非個案。同樣的事例，我們在尼日利亞、肯尼亞、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加納、喀麥隆、約旦、阿根廷，甚至希臘都能看到。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金改革政策給這些國家社會造成的影響，對這些國家政府合法性的侵蝕也幾乎一模一樣。

超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定的框架，從國家與市場協調關系的視角出發，理解發展與現代化問題，是中國在我們自身現代化進程中摸索出來的基本經驗之一。

在尊重國家與市場雙重力量的基礎上，中國推動全球治理的路徑，是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

世界銀行與IMF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發揮了其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制約，并與美國國家利益過度捆綁的兩個組織，需要在國際性多方力量的共同協作下，在對不同發展模式的積極探索中，在對自身理論局限性的認識上，才能完成自身面向未來、面向更廣大的國際化歷史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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