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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色列的“經濟神話”故事從1985年開始。1984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當選以色列總理。這名哈加拿組織（Haganah，即后來的以色列國防軍前身）的成員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后便一直在國防部門工作。1974年，佩雷斯成為拉賓政府的國防部長。而此時，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才停火不久。戰爭結束后，阿拉伯國家開始采取聯合行動，對以色列以及親以美西方國家采取石油禁運。這直接導致西方市場上能源價格飆升。在這之后的十年里，以色列的通貨膨脹飆升，經濟增長急劇放緩。

1983年，以色列又經歷了一場嚴重的銀行股票危機，股票價格暴跌。為了挽救銀行業，以色列不得不采取國有化的方案，總共花費69億美元購入銀行股票，幫助銀行暫時度過困境。而當時以色列全年的生產總值才不過區區270億美元。

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也正是在這十年中組成，并迅速成為以色列政治中的核心力量。在1977年大選中，剛剛成立4年的利庫德集團取得了巨大勝利，將自建國以來便占據執政黨地位的工黨擠下臺，一躍成為以色列議會最大政黨，并取代工黨組成了聯合政府。

實際上，從1967年六日戰爭之后，右翼力量便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不斷開始攀升。1969年大選中，右翼的民族宗教黨（National Religious Party）在猶太復國主義左翼政黨主導的議會中獲得了12席。而到了1977年大選時，NRP與利庫德集團聯合，基本確定了今天以色列民族主義加宗教的右翼政治結構。這股政治力量代表的是以色列社會的中產階級。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來自以色列國防軍、學界以及迅速興起的商界力量。

當佩雷斯當選時，以色列的經濟岌岌可危。1984年上半年，以色列的年化通貨膨脹率已經高達400%。到了下半年，這個數字已經攀升到驚人的1000%。大量的資本外流也迅速消耗著以色列的外匯儲備。佩雷斯與利庫德集團組成聯合政府之后，很快開始著手進行經濟改革。

這項被稱為“經濟穩定計劃”的方案包含三個主要方面：首先，要大幅削減財政預算赤字。這一點主要通過削減政府食物補貼來完成。其次，將以色列貨幣貶值20%。最后，凍結包括工資、物價、外匯兌換等所有本幣主導的業務。同時，佩雷斯政府還在美國經濟顧問團的協助下，從美國政府獲得了一筆連續兩年、每年7.5億美元的緊急援助。

在這之后，以色列的經濟開始迅速增長。這種通過私有化而形成的增長迅速在以色列促生了幾個巨富家族。除了金融、工業與高端服務業的壟斷之外，以色列的食物產業鏈也在1985年改革之后迅速被少數巨頭壟斷。在一份研究中，這種壟斷被稱為“從農業生產到超市”的全產業鏈壟斷。國內低端工業產業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國際資本驅動的高科技與金融服務產業則快速增長。而這類企業可以輕松在全球流動。

此外，勞動市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隨著以色列經濟增長，勞動力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在不斷下降。工人之間的不平等也急劇擴大。在1980年代改革初，80%的以色列產業工人隸屬于以色列總工會（Histadrut），而在政府行政與經濟政策的雙重打擊下，這個數字到了2010年代已經快速降低至20%以下。

今天的研究者們將這種不平等狀態歸咎于一種叫做“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其特點是以縮減公共部門財政支出、私有化公共服務、貨幣自由化、減稅等政策為基礎，通過促進資本全球流動，促進私人資本發展，提高就業率與社會財富收入。而這里的“新”，仿佛在潛意識中暗示我們，這是一種人類過去不曾出現過的東西。它所造成的問題，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獨特的經歷。然而，這又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創造的歷史幻覺。

實際上，以色列1960年代右翼的興起，幾乎就像是資本主義殖民地社會發展的翻版。仿佛是從天而降的殖民者們，以種種形式來到有色人種的固有土地上，或者通過贖買、或者通過強占的形式，在這些土地上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社群。

最初，這些殖民者們用一種近乎社會主義式的合作生產方式，在陌生的土地上開始自己的生活。而隨著殖民地面積與人口的擴大，新的社會分層開始出現。殖民者們自然而然地開始復制起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組織方式。烏托邦的理想急速讓位于有效率的資本主義等級制。

在這種等級制的秩序結構中，一部分人的經濟增長，必須仰賴另一部分人的貧困化。這種必然導致貧困化的積累過程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更多是向內的剝削。內部的貧困化，帶來的是社會的嚴重不平等。在這種背景下，擴張便不僅僅是向外尋找市場，更重要的是需要通過侵占更多的土地與資源，為本土的人口、經濟壓力尋找出口，并用擴張宏利，來暫時消解本土勞工因不平等而造成的巨大不滿。

正像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論中提到，帝國主義的國家理由，永遠與其帝國擴張理由密不可分。讓殖民地獨立解放，與讓殖民地牢牢臣服一樣，僅僅是資產階級政治在不同時代的機會主義選擇。列寧記錄了1895年帝國主義者塞西爾·羅德斯在倫敦工人區的見聞。

羅德斯說“我昨天在倫敦東頭〈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集會。我在那里聽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聲。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復思考著看到的情景，結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了……我的一個宿愿就是解決社會問題，就是說，為了使聯合王國4000萬居民免遭流血的內戰，我們這些殖民主義政治家應當占領新的土地，來安置過剩的人口，為工廠和礦山生產的商品找到新的銷售地區。我常常說，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

今天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右翼政府，與19世紀英國肆無忌憚實行帝國主義政策的塞西爾·羅德斯并無本質的差異。他們都將本國——或者更像是本集團——的生存，寄托在對另一群人的徹底壓迫上。1985年以色列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以色列政府在1990年代重新開啟了與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這一“和平”的重要產物之一，就是讓巴勒斯坦市場對以色列全面開放，并將巴勒斯坦的經濟徹底吸收進以色列，成為了一個附著物。

1993年9月13日：巴以簽署和平協議（圖源 視覺中國）

在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地區，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的經濟高度“融合”。許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謀生，他們當中大多數從事著低端勞動。正如所有帝國主義的全球經濟關系一樣，巴勒斯坦在經濟上也高度依賴以色列。大約有40%左右的巴勒斯坦勞動力在以色列謀生，這構成了巴勒斯坦經濟的主要來源。但是，對以色列來說，巴勒斯坦勞工僅占以色列總雇傭人數的6.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