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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南方”與作為文化霸權的現代化理論

敘述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問題的“全球南方”，實際上包含了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的內涵。在這里，實踐層面上的全球南方，體現為所有國家，特別是處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與政治霸權宰治下的國家，對如何發展、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減少不平等這些現實問題的實踐探索。這個探索工作始終在不斷進行。理論層面上的“全球南方”討論，則是圍繞著全球現代化發展問題所展開的，對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等觀念的理論化敘事。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種對現代化發展的理論化建構，均來自于“全球北方”知識分子。這種狀況，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文化霸權。打破這一文化霸權，需要我們系統性地反思既有理論中的目的論屬性，并在此基礎上，建設性地思考一個更具辯證法意義的現代化秩序觀。

今天，全球南方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在實踐層面上將全球南方問題推上了前臺。而對全球南方問題進行理論層面的建構，則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工作。當前，討論全球南方問題的理論核心在于討論全球南方現代化問題。既有的諸如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解釋全球南方為什么不發達的邏輯。但是，在今天的現實下，全球南方為什么能夠發展的問題卻始終懸而未決。也正是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同樣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宰治下、作為全球南方一份子的中國，又為何能夠實現發展？這種發展與既有世界體系，以及與這一世界體系演變的動態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發現全球南方發展實踐背后普遍性的規律，并對其進行概念化、系統化、邏輯化、普遍化的表述，進而與人類整體現代化哲學討論形成對話，并將其內涵向前推進，這些都是既有發展理論、依附理論沒能很好地解決，而亟待今天中國與全球理論工作者予以解答的迫切問題。

對南方問題進行語境化，將其放在一個長時段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發展過程中來理解，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對今天全球南方的現代化問題進行理論化。總體來看，全球南方問題本身包含了3個層面的內涵：對全球范圍內現代化發展不平等現象的認識（是什么），對導致不平等原因的理論探索（為什么），以及對如何消除這種不平等的道路探索（怎么辦）。而對這組問題的探究遠早于對南方問題的發現。

近期，美西方炒作“全球南方”概念，制造新興大國隔閡、誘拉分化發展中國家群體，鼓動“新冷戰”（漫畫：劉蕊）

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歷程中，從來都不缺少解釋發展不平衡現象、促進發展的理論與制度性構想。這些構想主要來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的知識分子，且帶有強烈的決定論與目的論色彩。在19世紀歐洲全球殖民擴張的進程中，促進殖民地文明與社會發展、對“蠻荒之地”的發現與開發，始終是殖民宗主國用來佐證擴張與干涉合法性的理論語言。這種以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為物質基礎的發展話語，同樣也成為了一種文化霸權，同時規訓著殖民地與宗主國的世界認識。

早在1839年，當赫爾曼·梅里維爾（Herman Merivale）在牛津大學開設關于英國殖民地問題的系列講座時，殖民地貿易就被視為能夠帶動殖民地經濟繁榮與發展的重要手段。在這種發展主義的邏輯下，由強國推動的殖民地種植園經濟發展被賦予了歷史哲學的內涵。因為在其看來，商業的發展能夠帶來文明的進步：殖民地貿易的繁榮推動了殖民母國工業發展與財富積累，而這種發展又能反過來進一步繼續促進全球殖民地的經濟與文明進步。不難發現，對梅里維爾而言，貿易是殖民經濟體系的核心，而在早期歐洲殖民帝國全球擴張中占據首要地位的土地攫取，則退居從屬地位。對當時的英帝國而言，“貿易而非統治”（trade not rule）被認為是一個更加合算的霸權模式。一種在英國帝國史研究界極為流行的觀點甚至強調，英國的全球霸權秩序，是一種仁慈、和平，且能促進全球發展進步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

同樣的殖民帝國發展主義邏輯，在19世紀晚期，透過“文明使命”的敘事，得到進一步強化，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委任統治”（mandate）制度獲得了國際普遍性與形式上的合法性。這種敘事強調，中心對邊緣的霸權干涉與“委任統治”，實質上是“文明”國家對欠發達、不發達的“野蠻”和“半野蠻”人群的使命，其目的就是為了讓這些人得以加入人類“文明國家大家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的蓬勃發展，西方既有殖民霸權秩序遭到了空前挑戰。這種政治現實促生了西方學界對“第三世界”概念的理論興趣。這種興趣從理論根基上，延續了19世紀發展主義的思想脈絡，但在表述層面，則創造了一系列殖民色彩不那么明顯的新詞語。諸如“南方”“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等概念，都是“全球北方”知識分子嘗試描述并解答發展與發展不平等問題所創造的概念。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經典現代化理論開始在美國成型。其核心目的是給百廢待興的戰后國家——特別是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勾勒一個人類發展的普遍道路。這種理論話語，一方面，旨在擺脫歐洲的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負擔，另一方面，也明確希望與蘇聯推動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有所區別。早在1960年羅斯托（W. W. Rostow）便提出，經濟增長五階段理論能夠幫助人類認識“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國家”（China and the nations of the south）通向成熟的時間軌跡。這一“經濟增長階段”理論，以美西方的現代化經驗為基礎，用一種目的論的線性史觀，將現代化過程劃分為傳統社會、起飛準備階段、起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高度大眾消費時代五個階段。羅斯托強調，全球“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是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經濟成長的歷史并不因“民主的北方”取得了發展而獲得成功。只有當廣大的南方國家也獲得同樣的經濟騰飛之后，這個人類共同的成長才算結束。這個全球向著“民主的北方”看齊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被羅斯托稱為“現代化”。

新自由主義國際機構霸權下的“南北問題”

在美國經典現代化理論內部誕生的“南北問題”，本質上描述的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在亞非拉誕生的大量從歐洲前殖民帝國主義統治下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在實踐中，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改變貧困落后狀況，提高國民生活與教育水平，打破發達國家壟斷，在政治獨立之后，真正建立其去殖民化的經濟與文化。這類經典現代化理論就不同地區的發展問題基本給出了一個統一的“標準答案”。這在羅斯托極具影響力的現代化五階段理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然而，經歷了20余年的全球發展探索，進入20世紀80年代，按照“標準答案”發展的亞非拉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非但沒能縮減，反而愈發增大。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全球南方”問題再次進入了全球北方政治與知識討論的前臺。

1979年由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l Issues）發布的《布蘭特報告》（The Brandt Report）便是對當時這種狀況的回應。19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臨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場危機的直接觸因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對歐美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伴隨著此次南北方國家政治關系的惡化，全球北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也開始出現嚴重的危機。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全球北方工業國家在全球南方不發達國家處獲取的經濟利益急劇降低。一方面，這是由于發達工業國家本身經濟增長乏力。自1973年原油價格暴漲后，發達工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猛跌50%。到了1979年，OECD國家中的失業人口已經高達1800萬。與之相伴的是不斷大幅波動的國際匯率，以及這些發達國家內部與日俱增的保護主義傾向，直接導致了國際主要市場大宗商品與零售貿易價格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也未能在與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捆綁中獲得有價值的增長。相反，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約有8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以下；超過40%的全球南方人口無法得到日常生活所需的保障。結構上，全球南方國家嚴重依賴農業初級產品、資源出口的狀況非但絲毫未有改變，反而由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經濟危機而引發的價格波動，再一次受到嚴重打擊。

在這一背景下出臺的《布蘭特報告》強調，需要進一步推動“南北合作”以擺脫這一困境。這份報告表現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在起草報告的委員會人選上，除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全球北方國家人選外，也包含了來自科威特、哥倫比亞、印度、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坦桑尼亞等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從形式上體現了“南北合作”的報告主旨。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多元并不能掩蓋這份報告背后強烈的全球北方視角，這也是這份報告的第二個特點。以當時全球北方工業國家最關切的能源問題為例，雖然報告結論強調，迫切需要考慮產油國和石油消費國之間的需求，但是在報告最后提出的能源緊急應對方案中卻基本只反映了全球北方國家的迫切訴求。例如，方案的第一條就強調，“保障原油的穩定供給”。此外，該報告的建議還包括“穩定原油價格”“發展替代型與可再生能源”等。

總體來說，《布蘭特報告》對“南北問題”的基本認識并沒有跳脫出西方傳統的經濟秩序框架。報告將“經濟力量”視為一種抽象的規則，不受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的影響。因此，從報告給出的全球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主權國家政府能夠扮演的能動性作用。相反，在結尾部分，報告將主權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視為“衰退和失業”的結果，而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制造業產品出口造成損害。同樣，報告還強調，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保護主義會削弱其市場競爭力。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降低貿易壁壘，全面擁抱“自由貿易”政策，全球北方國家則需要利用其資金優勢，向全球南方國家大量注入資本。這一南北合作的經濟方案，毫無疑問已經開始具有了新自由主義全球經濟秩序的雛形。在報告剛剛提出時便有學者指出，這份南北合作倡議中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毫無新意”。

長時段地來看，1980年代全球北方對“國際機制”的熱情與19世紀中后期英帝國對“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推崇在內在邏輯上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強調，舊的以國家強力為基礎的全球秩序雖然有價值，但是其作用越來越弱化，且維護安全的成本高昂。而在全球貿易推動下的相互依存可以更好地完成發展使命，促進全球和平。對這一時代的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而言，英國的全球霸權雖然也依賴全球海洋貿易與金融體系，但偶爾還需要對外使用武力；而對美國而言，其全球領導地位需要在不依賴武力的情況下，通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國際經濟秩序實現。

當全球南方開始以國家的聯合為方法，對全球北方的霸權發起有效挑戰時，全球北方則開始強調去國家的必然性。全球北方認為，國際機制的完善必然意味著國家霸權的逐漸消退。然而實際上，看似隱退的霸權并未消失，而是轉移到北方國家對諸如IMF、World Bank、WTO等國際經濟機制，乃至對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等國際政治機制的壟斷上。與此同時，透過國際機制向全球，特別是向全球南方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又進一步消解了全球南方國家在20世紀中葉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積累的國家能力。在這一條件下，全球北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優勢地位也確保了其能更好地通過國際機制來實現對挑戰者的整合與規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