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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之間: 一種“獨具一格”的成熟關系

2022年2月4日，中俄領導人在北京冬奧會開幕前簽署的聯合聲明稱：“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盡管如此，這種長達數十年的“戰略伙伴關系”的最新發展，并不意味著結成軍事聯盟。它沒有類似于北約第5條規定的相互約束機制，亦即在沖突情況下自動鎖定的彼此的承諾。實際上，在克里米亞、中國臺灣、中國南海、中印邊界爭端等問題上，莫斯科和北京幾乎對彼此的所有“核心利益”都保持不置可否或中立的態度。

這種友好而靈活的戰略伙伴關系框架的關鍵驅動因素之一是歷史的經驗教訓。1950年至1989年間，中蘇關系經歷了從同盟到敵對的急劇轉向，雙方為此付出巨大代價。此后，兩國將高度意識形態化和危險的軍事化關系轉化為一種務實的共存關系，其核心因素是意識形態缺位。在中蘇在“蜜月期”（1949-1959年），意識形態因素夸大了的雙方的友誼，又放大了中蘇長達30 年間“決裂期”（1960-1989年）的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的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無論是否有止境，都是雙方在經歷“最好”和“最壞”時代之后的一種正常關系。

自 1989 年以來的這種務實關系，也許是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以來對兩個大國最穩定、最平等（總體而言）和危害最小的關系。這碰巧也是雙方都經歷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政治轉型的時期。中國或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了解俄羅斯在后蘇聯時代的痛苦轉型中所面臨的巨大風險、挑戰和困難。而且，與西方一些國家不同，中國沒有利用俄羅斯的弱點來獲取任何短期利益。俄羅斯的民族自豪感（pride）應該得到尊重，尤其是在俄羅斯處于歷史性衰退的時刻。

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并非一帆風順。相反，它的某些方面“存在麻煩”，甚至是“有爭議的”，普京在2017年10月的瓦爾代演講中如是表示。但他補充說，這些方面的問題經過深思熟慮后“找到了妥協的解決辦法”，因此沒有“使局勢陷入僵局”。雙方都將當前的中俄關系描述為“成熟”的關系，這與1950至197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過往經歷形成鮮明對比。中俄完全有理由排除外部干擾，繼續保持這種關系。

最后，中國和俄羅斯是兩個大型的文明實體，無論其經濟地位如何，它們都具有追求各自獨立的外交和戰略目標的物質和思想能力。它們在外交政策中的這種傾向伴隨著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對其文化/宗教遺產的回歸：即中國的儒家思想，以及俄羅斯帶有濃厚東正教色彩的“溫和保守主義”。

2022年2月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北京冬奧開幕式。@視覺中國

“西方新內戰”亟需真正的中立

中俄雙邊關系的穩定和意識形態因素的缺位對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巨大影響。這意味著這兩個大國歷史性地回歸以互不干涉內政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亞主義（Westphalianism），威斯特伐利亞主義是現代世界主權國家體系的基礎，它雖然發軔于西方，但現在基本上被西方完全拋棄了。

除了北約不斷東擴外，冷戰后西方無休止的民主促進和政權更迭戰爭構成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在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看來，這種秩序既不自由，也談不上有序。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警告冷戰卷土重來的人，似乎對歷史缺乏了解。冷戰期間，盡管世界超級大國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相互對峙，但由于存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戲規則、包括各種可驗證的軍備控制機制，它們之間恰恰維持了“長期和平”（long peace）。在這個兩極體系中，安全是相互的，雙方都有克制，特別是在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后，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呼吁“真正的和平，那種讓我們的生活值得過下去的和平，那種讓人類和國家能夠發展、飽含希望并為他們的后代建立更美好生活的和平——這不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且是所有人的和平，不僅是我們時代的和平，而且是永久的和平?！?

現今的世界離這種理想主義和清醒認知相去甚遠。隨著西方自由主義與其社會主義對手（蘇聯）的均衡被打破，西方以犧牲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全為代價，追求單邊和絕對安全。因此，烏克蘭成為了凱南所說的“致命錯誤”引發的反彈（blowback）。

在發表于1993年的《文明的沖突》這篇極具爭議的論文中，亨廷頓提出了區別于福山版本的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的另一套終結論，即冷戰的終結是“西方內戰”（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1991年）的終結?；仡^看，亨廷頓的終結論不僅低估了西方自我毀滅的能力，而且低估了所謂“西方內戰” 對非西方的影響。20 世紀的“西方內戰”是禍及非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全面戰爭”。僅在二戰中，俄羅斯和中國的傷亡人數分別為2700萬和3500萬。除此之外，人們不應忽視 20 世紀之前西方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的一切征戰和殖民統治?；蛟S正因為如此，許多非西方國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都在避免制裁俄羅斯，而是呼吁克制和談判。

保持溫和與公正遠比選邊站更具挑戰性，特別是當世界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危險的沖突時刻。斯坦福大學的斯科特·薩根（Scott Sagan）的研究標明，一戰前夕，歐洲兩個勢不兩立且具有強大約束力的聯盟因為受到聯盟承諾（interlocking commitment) 的驅使，在一周內相互宣戰。有鑒于此，北京目前的原則性和公正中立應該受到贊賞，它對選邊站的危害保持了充分警惕，從而避免了在歐亞大陸上出現另一個或將引爆大戰的對抗性聯盟。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假新聞大行其道的時代，國際社會應該為對話、和平和中立留出空間，以實現包容、不可分割和可持續的安全。

（翻譯/述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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