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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耿飚，最初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后因無法赴任，改任駐瑞典王國公使兼任駐丹麥王國大使，而后又兼任駐芬蘭大使；曾在蘇聯學習多年，人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半個布爾什維克”，同樣具有軍旅生涯的年輕的“老革命家”徐以新，先后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和司長，后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親點，出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曾任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參謀長等職的伍修權，先是出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和外交部副部長，后由周恩來親定，出任駐南斯拉夫大使。

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新中國外交事業和外交官隊伍建設。“將軍大使”們到京后，毛澤東曾親自趕到賓館親切看望，與他們促膝談心。他說：“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另起爐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軍歷來是培養干部到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干部”“將軍當大使，好！”他勉勵“將軍大使”，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優點和長處，要重視調研，重視學習，要把學到的好東西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

1955年，毛澤東與張聞天合影

當然，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并非全部來自于部隊。早年畢業于蘇聯東方大學，擁有豐富革命斗爭經歷的蒙古族干部吉雅泰，在內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參議會副議長任上，直接調任駐蒙古大使。曾經在黨的歷史上擔任重要領導職務、被譽為“紅色教授”的政治家、理論家張聞天，新中國成立后先是出任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4月接替王稼祥，成為新中國第二任駐蘇聯大使。1956年張聞天卸任回國，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劉曉，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三任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和劉曉同樣也是中共中央駐蘇聯黨的代表。

（三）周恩來王稼祥分別領銜組建外交部和中聯部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另起爐灶”搞外交，不僅表現為確立并全面執行完全不同既往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表現為快速組建和科學配置黨性強素質高的高級外交官隊伍，同時還表現為建立并完善一系列符合中國特點與實際需要的外交外事機構。其中最主要的是建交新中國外交部。

1949年10月1日，即開國大典當天，毛澤東即在勤政殿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此時，外交部工作班子和組織機構尚未搭建，迫在眉睫的外交事務只能由原中央外事組來完成。原中央外事組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中國外交部的前身。

中央外事組成立于1939年4月，最初稱中共中央南方局對外宣傳小組，書記為周恩來，1940年12月改稱外事組，仍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其主要工作是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立場和主張、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援。1947年5月，在國內戰爭已經打響的新形勢下，周恩來在山西省臨縣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王炳南為副組長的中共中央外事組，下設研究、翻譯、新聞三個處。

1949年9月30日，開國大典舉行之前，周恩來宣布中央外事組任務完成，指示王炳南等負責籌建外交部。10月5日，周恩來召開建部工作會議，李克農、王炳南、伍修權、宦鄉、龔澎、喬冠華等人出席，會議確定了部內各單位排列次序為辦公廳、蘇聯東歐司、亞洲司、西歐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國際司、情報司、條約委員會和政策委員會等。  

會后，經周恩來現場查看，外交部辦公地址定為東單外交部街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舊址，即所謂老外交部。關于組織機構和干部調配，按中央要求和周恩來指示，以軍隊和地方選調的文化水平較高、具有外事經驗的干部為主，同時從高校畢業生選拔優秀分子作為補充。另外還有57位國民黨舊政府人員，諸如曾經擔任遠東軍事法庭中國首席法官的梅汝璈等人，被吸收到新中國外交隊伍中來。。

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正式舉行。此時，新中國僅僅同蘇聯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完成建交工作。周恩來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面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新中國的外交任務，他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的反動分子在外交上一貫是神經衰弱怕帝國主義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軍閥的袁世凱、國民黨的蔣介石，哪一個不是跪在地上辦外交呢？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們不學他們，我們不要被動、怯懦，而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

針對新中國外交當時的實行“一邊倒”政策，周恩來指出，新中國外交任務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兄弟的友誼。我們在斗爭營壘上屬于一個體系，目標是一致的，都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斗。另一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敵視我們的，我們同樣也要敵視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他還就此解釋說，外交工作“一面是聯合，一面是斗爭。我們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沒有差別。換言之，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要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上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 這番講話，極為精辟詮釋了新中國外交獨立自主的思想精髓。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

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強調，同帝國主義斗爭，要留意、要仔細，不要怕。“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要有信心。”另一方面，搞外交還要謹慎行事，不能有“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情緒”“不能亂搞，不能沖動”“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外交官是“文職解放軍”理念就是這時提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的對外交往與聯系，歷來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對外交往自然也就成為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適應這一新情況，1950年3月，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提出：“我們在革命勝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范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據這一指示，負責統一戰線工作的李維漢等人建議將統戰工作與黨的對外聯絡工作分開，單獨成立黨的對外聯絡機構。毛澤東和黨中央接受這一建議，同時借鑒蘇聯成立蘇共中央國際部的相關經驗，決定由王稼祥領銜，以原統戰部二處為基礎，組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1951年1月16日，劉少奇致信王稼祥，向他傳達中央決定。當年4月，以王稼祥為部長，廖承志、李初梨、連貫、許立為副部長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在北京西城區京畿道18號院正式成立。

新中國外交，一開始就是多領域多部門共同參與、多種形式相互配合與補充的復合型外交。建國前夕蘇聯專家幫助成立的外文局、在傳播新中國聲音、塑造新中國良好形象方面，發揮了無法估量的作用。建國后在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上成立的中蘇友好協會，選舉劉少奇宋慶齡等諸多領導人為會長副會長，體現了新中國對民間友好組織的重視和支持。周恩來大力倡導和親自推動的民間外交，在新中國外交布局中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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