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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在社會主義文化政治里扮演了一個曖昧的角色。十七年文學對技術的角色有積極探索。例如在經典小說《創業史》中，技術員在鄉村改造過程中扮演了國家意志的角色(22)。在小說《百煉成鋼》中，技術探索成為工人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的體現。到了“文革”時期，主流文學往往把技術人員設置為反動的“白專道路”代表。縱觀改革開放前的文化場域，技術可以是正面的國家意志或主人翁精神，可以是反面的白專道路，但技術不是技術本身。

技術的“去政治化”是錯誤的，但筆者認為，對技術的“去技術化”理解同樣是一種誤區。我們需要理解，技術是人類對政治、經濟、治理實踐中的智慧手段和權力運作的凝練，相比當代左翼關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問題，“政治的去技術化”同樣是嚴重問題。在“文革” 后期，以鄧小平“治理整頓”為代表的專業主義道路最終勝出“抓革命促生產”道路，其中的經驗教訓尚未得到左翼的真正汲取。

今天，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技術與政治的認識論，進一步呈現為圍繞發展主義展開的批判。

21世紀初，香港曾發生左翼文化研究學者和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辯論。言必稱哈耶克的香港新自由主義者暴露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教條。左翼則以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為代表。他出版了《資本主義不是什么》一書，從第三世界尋找另類發展經驗，比如稱贊印度一些地方低GDP發展的幸福經驗(23)。

當代左翼常被指責為只破不立，只能批判而不能給出方案，《資本主義不是什么》想要打破這個困境，嘗試提出新方案，然而這個“方案”并不能回應印度的現實。低GDP發展背后是印度的政治經濟社會落后、人均壽命低下。一位左翼學者曾寫下游記稱贊印度的和諧，“不只牛，猴子、狗、各種鳥……動物們都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生活著，看上去倒是與人類和諧共處，相安無事”，并批評莫迪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正在改變這一切(24)。“工業黨”代表人物毛克疾則用數據顯示印度的狂犬病致死率世界第一，動物和諧只是表象(25)。印度人追求發展的訴求日益強烈。在互聯網上，印度的 GDP 增速被熱議。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院長馬凱碩預測中國和印度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26)。中國高新企業紛紛去印度開拓市場。中興前印度高管汪濤從產業和市場開拓者的角度細述印度方方面面，獲得大量點擊(27)。左翼批判理論回避了GDP以及國際競爭這個堅硬內核，從而使其敘述感召力遠不如“工業黨”話語。

學者潘毅在改革開放時代的工人研究方面獨樹一幟，曾親自走進工廠流水線打工，積極參與實踐，提出了“宿舍勞動體制”概念。然而這種實踐體驗被學院“生產關系”視野包裹， 聚焦于壓迫性體制和工人的困苦，從中尋找反抗空隙，較少關注產業特點和工業目標達成。問題是，當代學院左翼在遇到工人問題時總是做出千篇一律的言說模式：“一邊是國家權力，一邊是全球資本，工人和左翼處在二者夾擊中。”不能討論諸如大國芯片競爭， 富士康與全球半導體產業變遷的關系及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的命運和機遇。“工業黨”的討論則會細化到諸如國產芯片在多少納米工藝上遇到難題，芯片工藝對人的素質要求是什么等等(28)。 張慧瑜批評今天的“工業黨”敘事里看不見工人(29)，這是個切中要害的批評，但反過來，左翼的工人敘事里也看不到工業。

批判“發展主義”已經成為文化研究學科的一個基本訴求，“對于改善人的生活狀況而言，除現代化和工業化之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的可能？”(30)這個訴求在實際運作中再次被小資情懷征用，變成不要污染，不要沖突，甚至不要一切發展，只要一種輕松幸福生活的態度。今天在西方，建基于左翼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觀念因為脫離現實而遭到廣泛詬病， 正如“ 白左”一詞的遭遇所呈現的(31)。我們需要認識到，部分學院左翼同樣過于追求完美的思想和說法，以至于很難認同任何現存事物的合理性，從而形成了另一種僵化的政治正確。

批判理論具有精密思辨的優勢，但也需要有“工業黨”式肯定性論述來充實心臟。工業化如何與社會主義結合，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論題，如果缺少對生產力和技術知識的理解，不理解如何做成事情，只陷入抽象的生產關系批判，就難以有效討論。從地下的水電管線到天上的飛船火箭，基層“工業黨”往往從事過一線生產、研發工作，至少在生產力上更了解事實，擁有學院人士缺乏的實踐體解。

實踐理性本是從馬克思主義到鄧小平理論所強調的要害。只有對實踐以及實踐知識的感知才能將被語詞分開的事物重新結合起來，從而夯實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政治與技術的理解。這是“工業黨”對已經規制化的社會科學的一個挑戰。

2.挑戰文理工區隔與通識教育局限

“工業黨”與“情懷黨”的區隔可以在現代學科領域劃分中找到映射。當代人文與理工學科高度分化，這被認為是知識爆炸以及學科自覺意識發展帶來的后果，但其中也包含了隱蔽的文化政治斗爭因素。如前所述，英國工業革命之后興起的英國文學，實質是貴族階級為了和資產階級暴發戶爭奪影響力而發明的工具。一種試圖凌駕于事務科學之上的人文學科由此呼之欲出。早有學者如英國人阿什比注意到“‘學者—紳士’與‘實干家’之間的文化沖突”(33)，“一些文人學者堅持認為科學家和工程師需要‘文化的同化’與‘人性化’。他們推進旨在挑戰和解構科學與技術的意識形態：后現代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愛丁堡學派）強綱領、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主義，等等。”(34)

當代“工業黨”顯著地跨越了文理工知識分子疆界，頻繁闖進公共問題討論，以實際行動反對人文學科對實務學科的凌駕。由此帶給人文學術和教育機制的一個挑戰就是：要求理工人士“人文化”的同時，是否更應該要求人文人士“理工化”？換言之，“理工”知識是否應該被納入“大人文”范疇？

中國的教育改革已經呼喊和實踐了很多年。無論是官方倡導的“素質教育”，還是部分學者提倡的“通識教育”，宗旨都在于克服工具理性，改變人文教育建制僵化，避免單純專業教育，培養健全人格，追求全面發展。

1999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文件中， 對“全面發展”的表述非常突出。全面發展的一個含義是文理兼備。流行的通識教育已經踐行學生選課時文理互通，看似是一種進步，但是在“工業黨”思維觀照下，一些誤區也呈現出來。

第一個誤區是注意到“文理”兼備 ，卻沒有意識到“理工”兼備和“文理工”平衡。

技術（工科）與科學（理科）不同，是一種不斷進化的技藝。復雜性科學專家和技術思想家布萊恩·阿瑟認為，技術和科學有交叉，但很多時候平行發展，遵循不同的邏輯。技術具有生物進化的特性——多種實踐摸索并行，大部分失敗，成功者也無法一勞永逸，必須持續適應新情況，不斷積累，直到下一次進化，周而復始(35)。歐陽瑩之在《工程學：無盡的前沿》一書中這樣區分工科與理科——與實驗室科學家不同，工程師要面對現實約束去解決問題，具有極強的實踐性和切身性。瓦特等改變世界的工程師均非科班出身，而是在勞動實踐中創造出了成果。

工業、技術知識因為其強烈的實踐性而區別于人文學科知識，尤其是一些已經意識形態化的學科，可以從文字到文字，從概念到概念。諸如文科的“理性人”“自我”“自由”之類概念表現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形態（雖然常常是虛浮的），便于流通。美國政府展開對中國“千人計劃” 中的理工科學者的約束(36)，嚴格防范技術知識的流通。但是對人文學術領域的國際交流很少控制，任人拿去各種西方概念、理論而毫不擔心。這可以看作是兩種知識性質差別的一個注腳。

缺少實踐磨練的全面發展只是一個美好幻想。而今天的通識教育往往是讓理工科學生學一點人文知識，讓文科的學生學一點科學知識，忽視了工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加根本的問題是，當今人文學科普遍地被一種不自覺的區隔所束縛——一些知識被認為是理工知識，不進入人文視野。

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把工程學知識看作人文知識，把技術文化看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如西方人文主義時代的大師把工程學看作人文能力的一部分，代表者如達·芬奇。“工程技術作為一種創造性和科學性的活動，它通過改造自然以服務于大眾的需求和愿望，具有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維度。”(37)與自然科學的純然主客二元劃分不同，工程學需要為人服務，總是把人的主體性放在考慮之中，工程學也就天然帶有人文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