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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亮，本文首發于《東方學刊》第4期，部分內容有刪節。】

在今天人們的一般印象中，“工業”這個詞很難與“人文”聯系在一起。前者和沉重、強力、機械、污染等印象關聯，后者則指向詩意、優雅、情感、文化底蘊等等，二者相去甚遠。然而流行于中國互聯網上的“工業黨”一詞卻裹挾著“情懷黨”一詞一起出現，在與后者的對比中定義自己，從而以文化問題的面貌呈現。

“工業黨”這個詞在社會主義歷史中曾經出現過，比如1920年代蘇聯政府以“工業黨”指稱一些工程師專家群體，以破壞工業化名義逮捕他們(1)。1960年代蘇聯赫魯曉夫時期成立工業部門聯合黨委，以“工業黨”來指涉他們(2)。二者都是被動的命名。今天的“工業黨”概念則是自我賦名，身份意識強烈。與蘇聯沒有直接關聯，但與波瀾壯闊的近現代歷史的隱秘聯系不絕如縷。馬丁·威納（Martin Wiener）在《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書中沒有使用“工業黨”一詞，卻明確書寫了富有工業精神的英國資產階級如何被鄉紳貴族文化所俘獲和壓制，因此此書被中國敏銳的論者視作“紳士馴服工業黨”的故事(3)。

當西方世界持續陷入去工業化困境，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歷史命題仍然在曲折中前行，并不斷叩問當代人的精神世界，“工業黨”是其中的一個回響。若問工業黨群體是如何產生的，原因很多，筆者觀察到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一部分富有家國情懷的理工知識人對近十年來由人文知識分子掌控的輿論領域之不滿。他們認為對方在事關國家社會發展的重大事項上缺乏科技常識，從而產生親自表達的愿望。主要通過互聯網邁進原本隔膜的宣傳領域，憑借專業知識，采取通俗的表達方式，開展“撥亂反正”的輿論和知識行動。

2011年甬溫線動車事故是“工業黨”話語突入主流輿論領域的一次重大契機。當時，動車事故引發輿論界對高鐵建設山呼海嘯般的批判。主流“意見領袖”們在各類媒體上猛烈批判高鐵“大躍進”，批判國有企業體制，呼喊“等一等你的靈魂”(4)，而初創的觀察者網逆流而上，不僅制作大量正面高鐵新聞，還邀請寒竹、江南、梅新育、馬平（任沖昊筆名）等一批具備戰略思維的作者從技術、戰略等角度討論并支持高鐵發展，內容細化到諸如專用客運軌道與客貨共用軌道的區別，公路安全指數與鐵路安全指數的差距，高鐵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大改變等等，縱橫捭闔，深入淺出，為扭轉輿論做出貢獻，開創了別樣的話語陣地。

幾乎同一時間，被稱作“工業黨”作品的《大目標》(5)一書出版，“工業黨”概念廣泛浮現于互聯網輿論場。此后，在諸多事關科技、工業的重大話題上，包括中美貿易戰引發的輿論沖擊中，工業黨都發揮了支撐主流輿論的作用。

工業黨直面當今愈演愈烈的國際競爭，從“做成事”而不是“慰情懷”的角度思考問題。其言論的與眾不同吸引了大批讀者。土木工程專業出身的馬前卒（任沖昊筆名）成為問答網站“知乎”點贊前三的大V；化學物理專業出身的袁嵐峰以其雄辯且富于數據的文章為中國科技發展鼓呼，經過觀察者網編輯發表獲得廣泛影響(6)；專注宏觀政策研究的賈晉京以其工業分析能力成就中國智庫界一派特色；計算機專業出身的陳經在十多年前對當下中國經濟的諸多成功預測被重新關注(7)；制造業工程師出身的寧南山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中縱論中西產業，不斷斬獲“10萬+”閱讀量；陳平、路風、文一等強調工業創新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以其雄辯在網絡平臺引發熱烈關注；一群“工業黨”網民集體創作的穿越小說《臨高啟明》持續描述重建現代工業體系的過程，在網絡小說領域取得一定影響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科幻小說家劉慈欣也被看作具有“工業黨”思想……

究竟什么是“工業黨”？開拓性著作《歷史轉折中的宏大敘事：“工業黨”網絡思潮的政治分析》一文給出的描述性定義是：

“總體上信奉工業化至上的理念及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以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線索重新組織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敘事，具有明確的民族主義意識，并形成了規模龐大的網絡粉絲社群和亞文化。廣義的‘工業黨’還可以指代歷史上帶有‘技術專家治國’和工業主義色彩的思潮，也可以指代各國支持和實踐工業化的技術工程人員、政黨和政治力量?！?8)

這個定義從民族志研究角度出發，描述表面上的思想光譜特征，但是以“工業化”定義“工業黨”，有循環定義的缺陷，同時強化了“工業黨”給人的理工刻板印象。本文認為，認識“工業黨”的關鍵在于理解“工業黨”意識是什么?！肮I黨”意識深深植根于現代人復雜糾葛的精神矛盾之中，是世界觀，是方法論，也是精神癥候，如同幽靈，游弋于形形色色的“工業黨”論述之中，等待提煉。思考“工業黨”意識，有益于反思今天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政治問題。

一、工業文化的主體性自覺

中國不缺工業化問題討論，但“工業黨”這個概念具備強烈的“主體性”氣息，事關“做什么樣的新人”這個重大文化政治問題。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幾乎任何學科討論都會涉及相關的人格討論，如西方經濟學強調所謂“經濟理性人”，法學強調“法律人”，更不用說“文學是人學”成為文學專業的流行觀念。它們通過塑造主體人格來張揚各自的旗幟。理工學科原有“科學人”的概念，然而有關工業的討論往往和人格無關。在諸多工業化相關研究里，工業只是一串串數字和報告，沒有生氣和人格精神。

在2017年1月工信部和財政部發布的《關于推進工業文化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出現了幾個事關人格的說法：“弘揚工匠精神”“培育企業家精神”和“加強產業工人的職業精神培育”。

“企業家精神”興起于市場經濟時代，但其描述對象限于企業上層，關注點偏向財富和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強調無產階級當家做主，塑造了工人主人翁意識，偏向底層，但在改革開放后相對弱化。在今天被傳媒輿論更多提起的是工匠精神，偏向于中產階級期待（例如2016年關于日本馬桶蓋的輿論，體現出中國中產階級對精致消費品的需求，并將這種需求的滿足寄托于工匠精神(9)）。需要注意的是，官方文件進一步提出了“大國工匠”概念，其大國意識與中產的工匠需求拉開了距離。

“工業黨”介于企業家和工人（工匠）之間?，F實中的“工業黨”分子多屬社會中間階層(10)，相比“中產”，用“基層骨干”描述他們的層級更合適。“工業黨”意識作為新時代“基層骨干”的奮進意識，一邊填補企業家精神的不足，一邊婉轉回應著工人當家做主遇挫的歷史。它固然從工業文化里汲取養料，但是超越工業文化層面，滲透到歷史與現實的方方面面，涉及人生觀、世界觀和認識論、方法論。

作為被“工業黨”定義的對立面，很少有人會自稱“情懷黨”，但有很多自我指涉的近義詞廣泛流通，比如“小清新”“小而美”“小確幸”（微小而確定的幸福）等等，甚至可以包括整個1980年代流行的“詩人”概念。“工業黨/情懷黨”這對看似戲謔的網絡亞文化概念背后，蘊含人類對自身與世界關系的描述歷史，隱隱展現兩條相輔相成的人文脈絡。我們很容易在各個領域觀察到近似的對立范疇，如政治領域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文學領域的“敘事傳統/抒情傳統”，甚至可以上溯到中國秦漢時期開始的儒法斗爭。

當代“工業黨”和“情懷黨”的矛盾可以通過一個戲劇性的新聞來體現：一位上海白領厭倦了都市索然無味的生活，要去尋找桃花源隱居，“什么現代設施都不要，只要有水有電有網線”(11)。類似新聞很多，然而水電網背后就是整個工業體系，很難被徹底掩蓋，卻被剔除出情懷的象征體系?！肮I黨”意識作為中產意識的一面，要和另一面——小資意識爭奪話語權，并把自身上升為一種情懷（例如馬平撰文稱“工業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12)），讓被遮蔽的價值體現出來，把被顛倒的再顛倒回去。

馬克思提供了一個建筑學的比喻來描述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的關系，也就是耳熟能詳的“上層建筑 / 經濟基礎”比喻。上層建筑反映經濟基礎，但往往是意識形態式的虛假反映，用以維護和掩蓋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工業黨”思維方法的最重要特質在于，它具有一種拆解上層與地基之間隔斷的能力，從上層透視技術基礎，把融于實踐而并不彰顯的技術知識和經驗內化為思維“修養”，成為主體性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當代“工業黨”的主體性正是在他們眼中的對手“情懷黨”的蹙逼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