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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的內心一定要是一個什么，比如我的內心，即使沒有發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韓春雨這個人，我的自我認同一直是科學家，而不是科學工作者。”

——韓春雨

2016年5月，中國最熱的科技新聞人物是韓春雨博士，河北科技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5月2日，《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在線發表了他的論文“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我的專業是理論物理化學，對生物學了解不多。不過根據我對這項成果有限的了解以及對科學規范的經驗，可以試著大致描述一下這項工作的內容。此外，我想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談談這件事對科學界、對社會公眾、對青少年有什么啟示，這想必是有更多人關心的。

韓春雨的成果究竟是什么？

韓春雨發現的，是一種以DNA為先導編輯基因的方法，簡稱NgAgo。此前最常用的基因編輯方法叫做CRISPR-Cas9，是以RNA為先導。CRISPR-Cas9技術是2013年發現的，然后它的應用出現了井噴，在三年之內創造出了巨量的成果。生物學家的評價是“很難想起曾經有哪一次科學革命像CRISPR這般如此迅速地改變生物學界”。作為一個例子，2015年中山大學黃軍就副教授編輯人類胚胎基因的工作就是用這項技術做的，他因此入選了《自然》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十大科學人物。CRISPR技術被《科學》雜志評為2015年度十大科學突破之首。許多生物學家認為CRISPR得諾貝爾獎是早晚的事。

河北科技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韓春雨

2014年，有人發現了一種方法能以DNA為模板編輯DNA，叫做TtAgo。這種方法的缺點在于，需要在65-75攝氏度的溫度下進行。而大家都知道，人的體溫是37攝氏度，大多數哺乳動物也差不多，所以使TtAgo的實用性大打折扣。韓春雨的工作，就是在TtAgo的基礎思路上改進，通過生物信息學的搜索和實驗，找到了一種新的同源蛋白，能在37攝氏度下運作。

我對NgAgo的了解基本就是這些。從中可以看出，這是一項重大的創造性成果。保守地說，它提供了一種新的基因編輯的可能性，給出了CRISPR之外的選擇。至于它是否會取代CRISPR，是否會得諾貝爾獎，現在都言之過早。好比打開了一扇通往藏寶室的大門，里面的寶藏可能很豐富，也可能不太多。真正重要的不是現在就評估寶藏有多大，而是趕快去探索。

未來的發展有多種可能性。最好的是NgAgo成為基因編輯的主流技術，獲得諾貝爾獎。也可能跟CRISPR（以及將來可能發現的新技術）各有適用的范圍，互相不能替代。還可能最后發現用處不大，大多數基因編輯還是要用CRISPR。這些可能性現在都不能否定，這是個開放的問題。但即使是最差的可能性，NgAgo仍然是一項重大的成果，必然會帶動很多相關研究，這是毫無疑問的。許多媒體把它稱為諾貝爾獎級別的成果，我的理解是，從寬泛的意義上可以這么說，它是有潛力進入諾貝爾獎的考慮行列的，但如果以為一定能得獎或者得獎的可能性很大，那就過頭了。

正如韓春雨自己的說法：“如果說此前的技術是一個菜市場，我們就是發現了另一個菜市場，豐富了人們的選擇，而這個菜市場究竟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學家去驗證，當然我也會進一步探究。”（《副教授十年沒發文章 一夜變成“諾獎級”科學家》）別人都可以隨意表態，而韓春雨本人謹慎是正常的，這是一個負責任的科學家的態度。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這項研究不屬于創新型研究，是跟風型的。這種說法其實有點見仁見智的意思。NgAgo的基本思路來自2014年的TtAgo，所以如果非要說它是跟風，也無不可。但是科研原本就是這樣，任何成果都是有所本的。牛頓發明微積分是個神級成就，然而在他之前已經有費馬、笛卡爾、帕斯卡、開普勒、伽利略等許多數學家做出了很多貢獻。莫里斯·克萊因在《古今數學思想》中說：“微積分問題至少被17世紀十幾個最大的數學家和幾十個小一些的數學家探索過。”這其中還包括牛頓的導師伊薩克·巴羅（Isaac Barrow，1630—1677），他是劍橋大學第一任盧卡斯數學教授，發現牛頓的天才后主動把這個席位讓給牛頓，堪稱高風亮節的楷模。巴羅的《幾何講義》是對微積分的一個巨大貢獻，簡直可以說只差臨門一腳了。難道我們要因此把牛頓稱為跟風嗎？所以我的看法是，任何科研成果都既有繼承的因素也有創新的因素，只是兩者比例的問題。這是個連續變化，沒有截然的分界線。

中國的基礎研究有了突破，儀器設備業就應該跟上。基于韓春雨的發現，可望發展出中國原創的基因編輯儀器設備，基因工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自己原創基礎技術，推動自己的產業升級，以至創造一個全新的產業，像量子通信，這是最好的模式。

中國科技大爆炸，一場身邊的革命

以上是對韓春雨成果科學意義的討論。把這件事放到中國科技大發展的背景下看，會有更多的理解。

如我在《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中用許多硬指標說明的，中國科學家的重大成果正在源源不斷地產生。中國每年取得的基礎研究成果僅以較大差距低于美國，跟英法德日處于同一層次，并正在顯著地超越它們。2015年就有好幾個標志性的事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大亞灣中微子項目中方首席科學家王貽芳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潘建偉、陸朝陽團隊的多自由度量子隱形傳態被英國物理學會評為年度十大物理學突破之首，黃軍就被《自然》雜志評為年度十大科學人物之一。

中國科技的爆炸式發展，社會大眾可能了解還比較少，但對業內人士而言卻是每天發生在身邊的事，已經習以為常，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發展？道理其實很簡單。楊振寧在1999年左右有個演講《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談到：“以下的幾個長遠的因素是使得一個社會、一個國家能夠有輝煌的科技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一個是需要有聰明的年輕人，有頭腦做科學研究；第二是需要有重視紀律、重視忍耐心、重視勤奮的社會傳統；第三要有決心；第四要有經濟條件。……中國在20世紀里有前三者，到了21世紀我認為將四者具備，所以我對21世紀中國科技的發展是絕對樂觀的。”這個道理看似質樸，卻比很多大談國民性、體制之類看似高深的觀點都要深刻，因為它抓住了長期的基本面。

其他國家的歷史也證明了楊振寧的洞察力。美國在19世紀末的時候，已經是經濟總量數一數二的繁榮國家，然而社會亂象叢生，黑社會橫行，科技跟歐洲相比十分落后。用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會長亨利·奧古斯特·羅蘭（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的話說，“在科學方面，我們國家還沒有出版過或者即將出版任何中小學教材以上的書籍”。但在此后的幾十年間，美國的科學就迅猛上升，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后占據了全球的制高點。簡而言之，有錢有人有堅定意志就能搞好科技，這是個“重劍無鋒，大巧不工”一般的真理。

2015年11月1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2015年科學報告：面向2030》。美國用于研發的投資占全球28%，中國緊隨其后（20%），超越歐盟（19%）和日本（10%）。占世界人口67%的其他地區僅占全球研發投資的23%。此外，目前全球約有780萬科研人員，其中歐盟占比最多，達22%，其次是中國（19%）和美國（16.7%）。由此可見，中國對科研的投入已經達到了僅次于美國的高度，產出僅次于美國是理所當然的。

2000年8月，楊振寧在在中國科學院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提出，20年內中國本土的科學家將會獲得諾貝爾獎。此論一出，遭到了許多名人經久不息的圍攻（《屠呦呦獲諾獎咱也不能忘逆耳之言 說中國科學家得諾獎是做夢的言論都被他收集到一塊了》）。典型論調如：“楊振寧先生是在說客氣話。”“諾貝爾獎，并不相信楊振寧的預言。”“你見過奴才搞創新的嗎？”“我們離諾獎越來越遠。”“過150年也沒戲。”“1000多年來，中國對人類的科學技術進步，沒有任何貢獻。以后也不會。”……屠呦呦的諾貝爾獎揭曉后，這些人都成了小丑。

不過屠呦呦的成果是幾十年前做出的，懷疑者仍然可以說現在不行，甚至認為現在不如以前。韓春雨的突破明白無誤地告訴大家，就在當下，中國的年輕科學家就可以做出重大成果。這是最顯著的一重意義。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領獎現場。

迅速增加的板凳深度

韓春雨能引起如此廣泛而持續的關注，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所在的單位。大多數人可能都沒怎么聽說過河北科技大學，更不用說指望它做出國際一流的科研成果了。

這引出了第二重意義。美國科學實力的強大表現在很多地方，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是，美國的二流院校都有許多卓越的科學家，包括不少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例如CT的發明者阿蘭·科馬克（Allan M. Cormack，1924—1998），1979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時是塔夫茨大學教授。201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阿齊茲·桑賈爾（Aziz Sancar，1946—），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授。美國二流大學的教授中大牛人的比例比一流大學低一些，但大牛人能達到的高度并不低于一流大學。美國二流大學做出任何了不起的成果都不會令人意外。用體育界的語言說，美國學術界的板凳深度特別深。

十多年前，中國一流院校的國際一流成果都很少，二流院校就更不用提了。近年來，中國一流院校在頂級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暴增，二流院校也時不時地出現在上面，完全是鳥槍換炮。這是由于中國的高級科研人才迅速增長，回國成了留學生默認的選擇（《85%留學博士和博士后決定5年內回國》），國內培養的學生水平也水漲船高，甚至外國科學家來中國工作的也越來越多。潛在的能做出一流成果的人才池子迅速擴大，蔓延到原來的二流機構，令它們也在科研上活躍了起來。中國的板凳深度也在迅速追趕美國，這是特別可喜可賀的事。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學術信息的獲取和傳播現在變得很方便，使二流院校做研究的可行性提高了許多。尤其在韓春雨這樣的低成本自由探索方面，跟一流院校并沒有本質區別。很多重要的發現，根源是敏捷的頭腦與勇于探索的精神，而非大量的經費。因此，小學校也很有搞出大成果的機會。二流院校的科研人員不必妄自菲薄，應該勇于進攻重大的課題。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原本就是正規軍

有些民科謬托知己，把韓春雨當成了自己的同道，還控訴一番各大名校。拜托！韓春雨有博士學位，學校是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導師是強伯勤院士和袁建剛教授，從哪里能看到跟民科有任何相似之處？請不要自作多情好嗎？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是中國頂級的醫科大學，強伯勤院士和袁建剛教授的研究組想必具有很好的條件。韓春雨在博士期間發表了一篇很不錯的文章，在國際上比較也完全站得住腳。想想看，中國這樣檔次的研究生有多少？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培養了和正在培養著大量高端年輕人才，他們通曉了創造性研究的流程和思維方式，有潛力做出重大成果。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視察科大時所說：“中國現在的大學，要培養出什么樣的學生，我們要有自信。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還有一個根本的自信，就是文化自信。我們的教育不要妄自菲薄，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絕大多數是很優秀的，過去中國人口多、人手多，現在正轉變成人才多。我們對中國建設國際一流大學、培養國際一流人才充滿自信。”勤奮向學的師生們請接受掌聲，民科和逆向民族主義者請退散！

各個名校最近經常躺槍：你們花了那么多經費，成果在哪里？為什么不如人家河北科技大學一個連經費都沒有的副教授？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我們祝賀與欽佩韓春雨的成就，不過名校也有各自的重大成果，只是提問的人不知道而已。韓春雨的成果把他們炸了出來，并不是因為他們多么關心科學，只是因為對上了他們對自己“懷才不遇”的想象。如前所述，韓春雨受過優良的博士教育，發表過很好的專業論文，十年來一直潛心研究，完全具備做出重大成果的內外條件。覺得懷才不遇、痛罵社會的諸位，請反躬自省一下，自己實際的才華有多少呢？

下面這個故事，可以作為對韓春雨正規軍身份的一個有趣的注釋。科學史上有個神人，是一位乍一看完全不像牛人的基層工程師，叫做田中耕一（這名字，一股鄉土氣息……），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1959年生，1983年獲得東北大學學士學位。然后就沒了，這是他的最高學歷，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田中耕一沒有讀研究生，也沒有進科研單位，而是到京都市島津制作所當了工程師。在一次實驗中，他發現樣品出了錯，但又舍不得扔掉，于是拿到實驗裝置中去，不料竟然探測到了以前怎么都找不到的信號。在此基礎上，他發展出了用質譜探測生物大分子的方法。但他并沒有憑這項成果立刻出名，在2002年收到瑞典打來的電話之前，他在學術界獲得的唯一榮譽是1989年日本質譜協會的一個研究獎。由于一見女生就緊張，田中耕一在35歲才通過相親結婚。為了在實驗室第一線從事研究，他拒絕了所有升職考試，一直在基層工作。田中耕一只發表過屈指可數的幾篇論文，在一些不很重要的會議和雜志上。獲獎的消息傳來時，日本文部省一片混亂，因為在資料名單中找不到田中耕一的名字，教授們在記者面前也答不出田中耕一是何許人也。

田中耕一

總而言之，這就是個傳奇啊！完全違反任何常規。可是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并沒有因為他沒有博士學位就不給他，也沒有因為他的基礎知識不扎實而不給他，也沒有因為他未曾提出一套系統的理論而不給他，也沒有因為他的職位很低而不給他，也沒有因為他在學術界幾乎沒人認識而不給他，還沒有因為他的發現是撿來的而不給他，更沒有因為他的論文很少而不給他，僅僅因為他為后來成功的方法最早提出思路就給了他獎。科學界就是這樣的評價標準，堪稱人類最公正的領域。相比之下，韓春雨博士、副教授做出重大成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科研資助體系的是與非

韓春雨在做這項研究期間，沒有得到正式的資助。這自然會令我們反思中國的科研資助體系。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從遠近兩個層面來看待。

從近的層面看，如果當初給韓春雨更多的資助，是有先見之明的，但這樣的決定很難做出。因為他十年來作為通訊作者只發表過兩篇不太重要的論文，如果給他的話，其他很多有相近論文發表紀錄的人該不該給呢？可以確定的是，現在會給他大量的資助，把這個領域迅速擴大深入下去。

事實上，韓春雨也是經過精確計算的，資金可以保證。他2006年進入河北科技大學時，學校給了他25萬元的學科建設經費。不久之后，他又申請了17萬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加上后來15萬元的青年基金以及他通過參與重大專項獲得的資金，他開始這項新的基因編輯技術研究時并不缺錢。但后來的花費超出了他的預期，目前他欠下30多萬元。他自己的態度是：“這些錢我還欠得起。不在乎結果，也要量入為出，我不贊成弄到最后什么都沒有了。”（《副教授十年沒發文章 一夜變成“諾獎級”科學家》）請看，韓春雨比大多數讀者想得都穩健得多。

從遠的層面看，我們的科研資助體系需要改革。邵峰院士的建議不錯，要多鼓勵小規模的自由探索，減少對兩彈一星式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過度推崇和濫用（《如何才能涌現更多“韓春雨”？》）。在有確定的目標要追趕時，大科學計劃很有效率，是中國的優勢。但我們在許多領域已經走到了科學前沿，不是要實現別人做過的事情，而是要自己創造全新的東西，這時自由的個人探索就有優越性了。歷史上大多數的基礎性科學發現，都是個人創造力的產物，不是計劃出來的。前面舉的田中耕一，就是一個好例子。

因此，我們建議擴大資助的比例，單筆經費金額可以減少一些，讓更多奇思妙想獲得被資助的機會。在評審申請書時，把關注集中在科學新穎性上，減少對研究基礎、研究條件的要求。現行申請制度特別滑稽的一點是，要詳細列出項目期間每年的預期進展與支出計劃，包括每年參加幾次會議，出國訪問多少次，購買多少儀器、藥品等等。以后如果超出了計劃書的范圍，就不給報銷。問題在于，不可預測性是科研的本質屬性，如果提前幾年就能確定這么多細節，還怎么可能是創造性的研究？當科學研究是照著劇本演戲嗎？韓春雨會不會在申請書上寫“計劃在第二年找到能在37攝氏度下編輯基因的方法，經過XXX次實驗，消耗XXX的實驗材料”？為了形式上的管理方便而刻舟求劍地阻礙正常的學術活動，已經對科研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希望韓春雨的成功令這些問題引起重視，盡快得到改進。

舍我其誰也？

科研不是演戲，但《喜劇之王》里的“其實我是一個演員”，正是韓春雨極有共鳴的經典臺詞。“就是你的內心一定要是一個什么，比如我的內心，即使沒有發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韓春雨這個人，我的自我認同一直是科學家，而不是科學工作者。”（《副教授十年沒發文章 一夜變成“諾獎級”科學家》）這真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人的自我認同極其重要，有了強烈的自我認同后就會向那個方向努力，煥發出巨大的能量。科研的本質就在自由思考，所以科研人員都應該是內心十分強大的人。

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這種獨立自強的品格，正是現在需要大力培養的時代精神。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屠呦呦、潘建偉、王貽芳、韓春雨等科學家的榜樣，必將推動社會大步向前！

作者簡介：袁嵐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會長，微博@中科大胡不歸，知乎@袁嵐峰 。

致謝：感謝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研究員陳經（微博@風云學會陳經）、郭曉明博士（微博@西西河氏唵啊吽）等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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