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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原泉】

近日，中國海關總署聯合三部委批復同意吉林省進一步擴大內貿貨物跨境運輸業務范圍，增加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參崴港）作為內貿貨物中轉口岸，浙江省舟山甬舟集裝箱碼頭和嘉興乍浦港作為內貿貨物跨境運輸入境口岸。

雖然早在2007年，海參崴已經成為黑龍江省內貿貨物的中轉口岸，但此次業務范圍的擴大，無疑將進一步密切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聯系。

而在俄烏沖突之下，俄羅斯準備進一步與中國合作開發遠東地區，此舉作為中俄加速推進各領域合作的標志性事件顯得有些不同尋常，使相對沉寂許久的中國東北同俄羅斯遠東的經濟聯系再一次進入大眾視野。中國與俄羅斯遠東地區互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也因此再次引起民眾熱議。

近代以來，中國對俄遠東出海口望洋興嘆

本次事件的主角——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參崴港）之所以會引人注目，除了事件本身所帶來的新聞效應之外，還源于其對中國的特殊因緣：充滿中國特色的“海參崴”潛藏著國人心中難以名狀的隱痛，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中俄在遠東地區尷尬的歷史。

每一個接受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明白，“海參崴”這個詞，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們此處曾是中國故地、被沙俄割走的歷史事實。在中國古代，海參崴及其周邊的現俄羅斯遠東地區曾是肅慎部族活動的地區，在渤海國、遼、金、元、明等朝代和部族政權時期，均在當時中國中原王朝或部族政權統治之下并為中國的滿人——通古斯民族活動的區域。

由于此地氣候寒冷，海水溫度較低，特別適合海洋經濟類動物的生長，因此該地漁業資源特別豐富，更以出產中國人喜愛的海產品——海參而聞名于世，也因此被漁民稱為“海參崴”，意為能撈到海參的水泡子，甚至在一段時間里，居住在附近的東北居民有“跑崴子”的說法——冬天時，從吉林琿春草帽頂子出發，趕著爬犁穿過封凍的海灣，用一天的時間，或者從圖們江口進入日本海，用三天左右的時間——到達海參崴去趕海，撈點名貴海鮮討生計，海參崴對沿岸居民的重要意義可見一斑。

1630年左右，向東擴張的俄國探險隊到達了這里，并與當地居民多次發生沖突，在明清朝代更替之時雙方發生多次武裝沖突，1689年，中俄簽署《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東西伯利亞地區的土地被東西方兩個處于上升狀態的帝國劃分完畢。俄國的擴張止步于外興安嶺——俄國稱其為“斯塔諾夫山脈”——意為“到此止步”。《尼布楚條約》規定包括海參崴在內的黑龍江廣大流域直到大海、涵蓋庫頁島都是中國領土，一時間吉林因轄有這片區域的全部海岸線而成為中國海岸線最長的地方，而海參崴則處于吉林將軍下設寧古塔副都統的轄區之內。

但彼時，入關的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將主要的統治精力都放到了氣候宜人、經濟發達的關內，滿洲貴族在入關后紛紛遷入關內，作為清朝“龍興之地”的東北被邊緣化，得不到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為了防范關內處于被統治地位的漢人對滿洲統治者的同化，為自己保留最后的“統治根據地”，清政府嚴格禁止關內漢人赴東北開發、實邊，這使得本已人煙稀少的東北變得更加人跡罕至。而清朝對外東北地區的治理，也因缺乏足夠的人口和經濟活動而變得千瘡百孔，中俄之間的邊境線僅靠幾個三年至五年才會被巡視一次的鄂博（敖包）來宣示。

而同一時期，沙俄對中國東北的覬覦卻并沒有因為一座被稱為“到此止步”的山脈而真正止步。1840年，沙俄科學院院士米登多夫以“科學考察”的名義秘密潛入黑龍江流域，發現了中俄邊境中方一側人跡罕至，邊防千瘡百孔的情勢，這一發現給沙俄對中國東北的新一輪滲透提供了可乘之機。

1849年，俄羅斯海軍軍官涅維爾斯科伊指揮“貝加爾號”艦船對鄂霍茨克海當時位于中方一側的阿揚灣進行考察，發現了庫頁島系與大陸不相毗連的獨立島嶼（之前俄國認為庫頁島是與大陸相連的半島），黑龍江對沙俄的航運價值陡然上升——之前沙俄認為黑龍江口只與日本海相連，此次發現也可通向鄂霍茨克海。1850年，涅維爾斯科伊在黑龍江口升起了俄國軍旗，雖然他隨后因自己的“魯莽行為”被降職，但也標志著沙俄對黑龍江流域新一輪的侵占開始走向公開化。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后，沙俄政權亟需一場重大的政治和外交勝利來挽救國內空前的政治危機。此時恰逢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在戰爭中展現出來的虛弱無能、以及戰爭調停中對俄國的有所求，讓沙俄看到了吞并日本海沿岸中國東北土地的機會，于是借“調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機會，分別于1858年和1860年通過《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將其割占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至大海的100萬左右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的事實合法化，之后又非法占領了兩個條約均未涉及的庫頁島，中國漁民經常撈海參的海參崴，也更名為俄羅斯控制東方象征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歷史上中國人參與海參崴這座城市的建設 圖源見水印

吸取了清政府不采取興邊實邊政策所帶來的邊防空虛的教訓，沙俄在取得這些土地后立刻大肆向此地移民、實邊。由于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人沒有向此移民的強大意愿，于是大量來自切爾尼戈夫、波爾塔瓦、敖德薩等地的烏克蘭人便成了沙俄遠東實邊政策的急先鋒。一時間，無數的烏克蘭人或騎著馬跟著承擔占領任務的哥薩克武裝集團，或爬上從敖德薩出發繞了半個地球的帆船，或扒上西伯利亞大鐵路上奔跑的火車，向海參崴蜂擁而至；一時間，海參崴及其四周充滿了“說著小俄羅斯方言”（即烏克蘭語）的西方來客。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占據海參崴、特別是四周新村落80%以上人口的烏克蘭人，通過各種或文或武的手段趕跑了零星出來跑崴子的中國東北漁民，成為這一片——當時俄國濱海省、今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主要居民。

從歷史上看，沙俄的此番“騰籠換鳥”政策顯然非常有效。且不說當今中俄邊界東段地區俄方一側主要居民是白種人——這顯然與全世界人種的自然分布情況有所差異。1917年十月革命后，為獲得中國人民對俄國革命的理解和支持，蘇俄政府曾通過兩次援華聲明表達了歸還割占的中國領土的意向，但遠東的烏克蘭人白軍和民族主義分子或是出于同俄羅斯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矛盾，或是出于對蘇維埃政權的不了解和仇恨，在美、英、日等帝國主義的慫恿下，以海參崴、伯力等外東北地區的城市為中心，建立了所謂的“綠烏克蘭”（又稱為“綠楔”）政權，將外東北打造為蘇俄內戰中最頑固的反蘇反共基地，致使蘇俄不得不在赤塔成立“遠東共和國”，與“綠烏克蘭”政權周旋，直到1922年才將其擊敗（蘇俄內戰基本于1920年結束）。

而勝利的“遠東共和國”接管了“綠烏克蘭”的所有故地，并在完成自身的歷史使命后帶著“綠烏克蘭”所有的政治遺產再次歸并入俄聯邦。當時貧弱的中國在面對俄羅斯遠東的這波騷操作，可以說毫無作為，也徹底斷絕了收復外東北故土的可能。

沙俄對中國外東北地區的割占，更是徹底改變了東北亞地區的地緣格局。中國喪失了一個能夠東出太平洋的重要方向，東北地區的發展被限制在了內陸，中國最大的沿海省份吉林省被堵成了一個內陸省。1938年偽滿政權與蘇聯爆發“張鼓峰事件”后，蘇聯將圖們江口封閉，剝奪了《北京條約》規定的中國在圖們江口的出海權，吉林的出海之路被徹底堵死。

雖然新中國成立后，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一員，但由于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和中蘇關系的曲折反復，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沒能利用以海參崴為代表的蘇聯——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港口資源實現出海。東北地區貨物出海只能經過大連，而陸運里程高達1000—2000公里。一方面，驚天的陸運成本進一步推高了東北地區的發展成本，另一方面，與吉林、黑龍江兩省近在咫尺的俄羅斯出海口卻不能有效利用。

筆者曾于去年到牡丹江——寧古塔故地游覽，當地夏日略帶咸香的濕潤清風讓筆者感受到了明顯的來自大海的氣息，但感受更深的是離大海那么近卻事實上遙不可及的惆悵，這種望洋興嘆之痛恐怕只有身處東北腹地、苦于發展空間所限的東北人才能體會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