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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戰略環境的根本變化在于，發達國家陣營看待“中國崛起”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前發達國家認為幫助中國“富起來”便可使中國“社會化”，從而可規制“強起來”的中國，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國的“強起來”；但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的大國，其“富起來”與“強起來”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會化”的。因此，西方試圖在中國尚未完全“強起來”之前，改變戰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國的“強起來”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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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崛起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自我定位，我們可不可能在崛起的過程中加入發達國家世界，讓他們真心實意地支持我們的發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明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必須長期繼續保持我們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份子，中國的崛起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老路。因此，我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而中國的大國崛起進入的是“無人區”，我們正在面臨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國都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和挑戰，也必然要選擇一條和他們有根本區別的屬于我們自己的道路。

即從此前的“體系內效仿型崛起”，轉變為“體系內創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國崛起仍需在體系內實現，這決定了中國與發達國家關系仍相當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必須是創新性的，這種創新一是放棄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傳統方式即武裝崛起——經濟實力有了之后靠武力擴張，通過掠奪落后國家的利益促進自己的發展。

二是扭轉大國崛起的溢出效應，使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歷史上的“受害者”轉變為中國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是我們必須真心實意去做的。如果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中國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么我們和平發展基本上就有保證了。如果能做到這一步，發展中國家就不是一個手段，而是我們真正的“同盟”。

根據這一戰略調整，中國外交應提高發展中國家新的戰略定位，改進戰略戰術。做實中國的“體系內創新型崛起”，具體可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戰略自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是從發展中國家陣營中崛起的，即使“強起來”也無緣加入發達國家陣營，因此中國未來發展必須繼續植根于發展中國家陣營。雖然對于中國來說，經濟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從戰略心理上我們應該始終將自身視作“發展中國家的先鋒隊”，從戰略上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戰略實惠：我們正在穩步推進的如“一帶一路”倡議、進口博覽會等就是中國將崛起的積極外溢朝發展中國家傾斜，這是最直接的戰略實惠。不僅是經濟上的，間接的戰略實惠，如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特別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產品，以及強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應該有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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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完善戰略保證機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一個潛在困境是，中國達成發達國家水平后，如何讓別人真正相信我們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或者說仍然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塊，如何從戰略上得到發展中國家信任？這是一種必須從機制上做的。

我們看到，雖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的經濟體量、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和周邊的小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差別太過明顯，所以很多國家會尋求“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應對中國，比如說我們周邊的“東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其實現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動讓發展中國家抱團，這就是一種戰略再保證機制，不是讓他們被逼到抱團，而是我們幫他們抱團“集體議價”，這在中非關系中也是一樣的，你要平衡，我主動讓你和其他國家聯合，我們搞三方合作，歡迎你來平衡。

這樣的機制今天來講可能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已經有一些想法，正在推進。中國對發展中中國家的戰略再保證機制的核心是戰略捆綁機制，這種捆綁是將中國綁在發展中國家的戰車上，而非相反；當前的地區性整體外交機制有這一潛力，但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其內部勞動分工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合理化。

【本文根據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張春在“中國外交70年”系列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