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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代的自由氛圍及轉變

從中學進入大學，如同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與中學時代的集體主義管理模式截然相反，大學生活完全是個人化的，盡管大學也有班級、集體宿舍、社團等集體生活的形式，但相比中學時代，大學生活充溢著自由的空間和解放的感覺。對于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我而言，更大的新鮮感是，90年代末期的我才開始接觸到新時期文學的沖擊。上大學之前，我只知道兩個80年代的作家，一個是張承志，這是因為年輕的語文老師利用課余時間給我們朗誦過張承志的小說，這也是我最早的文學啟蒙；第二是賈平凹，在縣城的書攤上有他的小說，和趙忠祥的自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列。從這里也可以看出，80年代轟轟烈烈的文化思想運動，其實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城市和精英階層。我像剛剛經歷了“文革”歲月迎接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一樣，經歷著“思想解放”的洗禮。

大學時代的文學教育首先改變我的是，中學時代形成的那種現實主義的文學標準以及用現實、政治來評價文藝作品的方法。我開始被朦朧詩（顧城的詩、海子的詩等）、先鋒小說（從馬原到余華、蘇童等）、法國新小說（阿蘭羅布·格里耶、瑪格麗特·杜拉斯等）等所吸引。如同80年代對于好文學的評價標準是語言、技法和形式，這些也成為我判斷文學作品的新標準，認為文學與現實、政治、歷史沒有關系。這樣一種反政治的“政治”態度導致當時的我最喜歡兩個作家，一是王朔，二是王小波。王朔小說所使用的北京話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語言，但他對革命話語的挪用和嘲諷，非常吻合于剛剛離開中學時代的我的心情。

從這里可以看出，中學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起到了一種相反的功能，它讓生活在改革開放時代的人們誤以為這種革命文化、人民史觀是一種主流文化，而意識不到恰好是那些個人主義的競技文化才是真正的主流文化。我記得大一有一位著名歷史學家向我們推薦王小波的雜文集《我的精神家園》，因為當時正趕上王小波逝世不久成為文化熱點。王小波，還有顧準、陳寅恪都是90年代末期圖書市場上最暢銷的作者，因為他們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識分子。王小波的成名作《黃金時代》從語言上顛覆了我對文學的想象，原來敘述歷史可以是戲謔的、顛覆性的，與此同時我也接受了他對那個瘋狂年代的種種荒唐事的批判，包括“沉默的大多數”、“做一只特立獨行的豬”等都成為我津津樂道的口頭禪。

1999年有兩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五月八日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我跟隨著夜幕里越聚越多的人流到美國大使館抗議，融入在陌生的人流中，既有恐懼感，又有親切感。恐懼感來自于父母在我去北京上大學時的忠告一定不要參與各種游行，親切感來自于一種與歷史遭遇、見證歷史的熱情，仿佛中學時代歷史課、政治課所培養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又被喚起。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到三角地看各種大字報（這是一種前網絡時代、非打印的政治傳單），并抄錄下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記錄這份歷史。

幾個月之后，我因為是學生黨員的緣故又參加了另外一場慶祝國慶五十周年的大游行，這成為大學時代少有的集體活動。在穿著統一服裝的游行隊伍中，我并沒有感覺到個人的渺小，反而有一種歷史的參與感和自豪感。除此之外，大學時代的我再也沒有興趣參與任何集體活動，我認為個人的興趣和愛好是最重要的，對各種集體活動有一種“天然”的排斥。于是，本科對我影響最大的事情就是喜歡上看電影。北大圖書館有一個地下錄像廳，可以借閱各種各樣的電影，我經常一個人去那里看錄像，或者跟著朋友到北大東門外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看藝術電影（如安哲羅普洛斯的《流浪藝人》、《永恒的一天》等）、獨立紀錄片（如《流浪北京》、《老頭》等）。我變成了一個標準的有“小資”趣味的人，并且借助當時剛剛興起的網絡論壇（BBS），成為網絡業余影評人。

在本科高年級，因為喜歡電影而經常旁聽戴錦華老師的課。戴老師的文化研究的思路和對電影文本的細讀，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意識到文藝作品除了藝術、審美，還與意識形態、社會、政治有關。我記得2001年冬天參加戴老師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討論到當時所發生的全國各地工人下崗的問題，我被深深地感動，沒有想到文學和藝術研究還與正在發生中的社會現實有關。這改變了我對“純文學”、“純藝術”的想象，并嘗試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來分析一些文化現象。

這就是我最早的兩篇文章的主題，一是《關于“地下電影”的文化解析》，二是《關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試圖把這些我所喜歡的文本重新放置在社會的語境中來分析，呈現大眾傳媒如何呈現和命名“地下電影”和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王小波。這鐘文化研究式的思路一方面給我提供了一系列理論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在戴老師的指引下我開始學習20世紀的文化理論（如語言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等），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擅長把個人經驗與廣大的歷史文化結構聯系起來，使我時刻保持一種自我批判的意識。

90年代末期和新世紀之初是中國社會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如三農問題已經在學界引起激烈討論，我當時讀過一本《黃河岸邊的中國》的書，這本學者的個人調查報告讓我看到市場化改革后農村所面臨各種社會問題，使我想起中學時代曾經背過的屈原的一句詩“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隨后，我又找來溫鐵軍、李昌平等三農專家的書，這些對我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和農村有很大幫助。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知識和思想界所展開的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以及延伸到大眾媒體中的各種爭論，這極大地改變了剛上大學時我所形成的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的問題意識。借助新左派的一些文章，我對毛澤東時代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這也使得那些在中學時代所接受的一些馬列教條、革命史觀重新變得新鮮起來。

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對學術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學術不再是束之高閣的玄學論道，而是一種與自己的生活和時代密切相關的事情。記得大四畢業前我讀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篇文章，感到一種深深的絕望感和無助感，這不僅打破了我大學期間所建立的一種個人主義的幻想，而且使我認識到主體由歷史所塑造，并時刻受到意識形態的詢喚。后來，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文藝學專業的我，最終選擇阿爾都塞作為碩士論文的主題或許與這次閱讀體驗有關。

阿爾都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