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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時代的兩幅面孔

2005年我開始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跟隨戴錦華老師讀博士，這是決定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從對“農民工在大眾傳媒中的再現”的研究轉向對新革命歷史劇、諜戰劇等熱點影視文化現象的關注。我的博士論文借助文化研究和視覺理論的方法，重新闡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議題，也就是魯迅的“幻燈片事件”，借此總結出三種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一種是教室中到日本學習的現代醫學的“我”，第二是被魯迅所批判的“麻木的看客”，第三是被日本人屠殺的中國人民。如果說那個“棄醫從文”的“我”代表著啟蒙者、革命者、知識分子的位置，那么后兩個主體則分別是需要被啟蒙、被喚醒的群眾和受迫害的、奮起反抗的人民。對于積弱積貧的中國來說，啟蒙與革命不是彼此交替的關系，而是同時產生的兩重歷史任務，啟蒙是為了反封建，革命是為了反帝國主義。在80年代反思革命的啟蒙論述中，曾經被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又變成了愚昧的大眾。這樣三種主體位置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中不斷復現、演繹的主題。這些研究經驗使我意識到歷史視野的重要性，很多當下的文化現象都是對歷史問題的回應和回響。

與新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危機叢生、改革進入攻堅戰不同，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高速起飛，一種新的國家和文化認同浮現出來。首先，是傳統文化的復興，曾經在80年代被視為現代化包袱的中華文明又變成中國經濟崛起的內因；其次，是國家主義的強化，央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復興之路》等重新講述世界和中國近現代歷史，把中國作為正在復興中的世界強國；再者，是革命文化的歸來，相比80年代作為傷痕的革命歷史，《激情燃燒的歲月》、《亮劍》等流行的影視劇在去除掉革命敘述中的階級政治、人民史觀之后變成了個人英雄主義故事。在一種回望的視野中，2008年成為一個格外重要的年頭，因為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汶川大地震，二是北京奧運會。重大自然災害激發、培育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和愛國精神。

五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實現一次全民總動員，不管是政府調配一切資源全力救災，還是普通市民踴躍捐款、獻出大愛，80后也擺脫“小皇帝、小公主”、“獨生子女一代是不負責任的一代”的“惡名”，成為救災志愿者的主力軍。緊接著，八月份盛大而華麗的奧運會完美落幕，超過百萬的奧運志愿者被命名為“鳥巢一代”，出色地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包容、自信的中國青年一代。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2010年前后的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初步實現了80年代通過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夢想。可是，就在中國崛起變成一種可見的社會事實的同時，剛剛步入工作的80后們卻感受到屌絲化的社會境遇，這成為崛起時代的兩幅面孔，一方面是對國家強盛的渴望和新的認同，另一方面又是“知識無法改變命運”的階級分化的現實。

這種屌絲化的現象從屌絲這一網絡用語迅速變成社會流行語中可以看出。與在80年代、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中淪為社會底層的農民、老工人、新工人不同，經歷高考選拔的中產階層的屌絲化使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成為最“悲慘”的一代人。工作之后，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的工資根本不夠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生活下去，房子、汽車等大件物品都來自于父母的“接濟”，而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已經變成了一種精神活動，這也使得我對民國時期的作家可以用稿費來租房或者用工資來買房“羨慕不已”。

借用喜劇片《心花路放》（2014年）中的說法，屌絲就是社會中的Loser（失敗者），這部電影與其說講述了屌絲如何失敗的過程，不如說在獵奇、獵艷的旅途中呈現了屌絲不得不接受失敗的心靈蛻變。在這個“夢想是一定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的時代里，Loser成為屌絲的“新常態”。與此相關的是出現兩類故事：一是“屌絲實現逆襲”的夢幻。屌絲無法通過正常的手段逆襲，只能借助腹黑術才能成功，這主要體現在以《后宮·甄嬛傳》為代表的古裝劇中，剛剛入宮的秀女甄嬛想在殘酷的后宮游戲中成為贏家，只能變成心狠手辣、勾心斗角的腹黑女，至此青春的腹黑化也成為青春敘事的慣常情節，如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2012年）等；二是“屌絲無法逆襲”的故事，如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年）、電影《夏洛特煩惱》(2015年)、電視劇《歡樂頌》（2016年）等都是講述放棄理想和夢想，接受現實的故事。

在這種文化和時代氛圍中，這批青春影視劇有兩個頗具癥候性的命名方式“小時代”和“老男孩”。《小時代》這部電影非常準確地表達了對當下時代的感受，生活在“大時代”的人們擁有一種把握時代脈搏的主體感，而在“小時代”中，不需要面對拯救民族于危難之中，也不需要面對你死我活的冷戰對抗，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小悲歡和小傷痛。對于80后、90后們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個人如何在市場經濟時代經歷成長的酸楚和職場的壓力，就像郭敬明所說“我們躺在自己小小的被窩里，我們微茫得幾乎什么都不是”。

相比80年代“大寫的人”、個人主義是社會文化表述的核心，30年后的《小時代》，個人卻變成了“無邊黑暗里的小小星辰”，也就是近些年時常在社會和流行文化領域出現的蟻族、屌絲、炮灰、廢柴等說法。這反映出當下年輕人的“老男孩”心理。一方面，他們拒絕長大，渴望停滯在無憂無慮的校園生活中；另一方面，他們一旦離開校園、走進職場，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心思縝密、冷酷無情的成年人。比如微電影《老男孩》及大電影中所講述的，這是一群還沒有成長、歷練就變老的“老男孩”。電影版中筷子兄弟一出場就是落魄的中年大叔，他們走出校園后，再也無法像《中國合伙人》那樣實現美國夢，即使“猛龍過江”到紐約，“奇跡”也沒發生。影片結尾非常傷感，筷子兄弟又回到中學的演出舞臺，他們假裝還沒有畢業，渴望像90年代人近中年遭遇下崗的大叔大媽們一樣“重頭再來”。

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青年屌絲的出現是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全球現象，也是80年代經濟自由化的主流邏輯使得社會階層分化嚴重的結果。放在中國的語境中，這與90年代開啟的激進市場化改革有著密切關系，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使得工薪階層只能望房興嘆，勞動收益與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本收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此背景下，與90年代末期的新左派與自由派之爭不同，左翼知識分子與政府（體制）的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一些知識分子認同中國崛起的態勢開始變成國家的智庫，參與到社會治理或管理中（統治和執政的問題變成社會的治理問題），另一些知識青年在屌絲化的危機中開始左傾化，曾經在歷史教科書中的革命歷史不再是空洞的說教，而變成了一種對不平等的經濟、政治秩序的反抗性資源。在這樣一個希望與絕望并存的時代，我們是像鴕鳥那樣躲到無望的小時代中，還是積極地尋找新的未來，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回答的問題。

有一天，我從網上聽到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恒演唱的一首歌，叫《不朽的石頭》，是紀念指導大學生支農鄉建的教師劉老石的歌，歌中唱到“你是那盞微弱不滅的燈火，照亮崎嶇的道路帶來溫暖，你是那位腳步匆匆的行者，走過千山萬水走過田間地頭”。這樣一首贊美普通人無私奉獻的歌曲，讓我感動不已。我想這才是真正的、不向現實低頭的時代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