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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是不是因為看到系統性金融風險太高，引起了中央高層的警覺，因此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有效防范化解風險。也就是不得不踩剎車，治理整頓金融？

張軍：治理整頓金融過去也多次有過，是我們宏觀調控的一部分。因為過度投資的問題會在金融領域積累巨大的風險，所以往往也很容易提醒高層去注意宏觀經濟的問題。但如果你看2015年中央高層的表態就會發現，高層可能接受了一個跟之前不同的判斷，認為我們過去的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需要修正它，于是首次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想法。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一轉變顯然說明，高層也認為我們在那之前幾年的經濟放緩不是單純周期性的，而可能是結構性的。在那個階段調低大家的增長預期，不鼓勵追逐高速度也是給市場的一個重要信號。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的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的長篇訪談，里面明確表達了中央對于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決心。

當然這個在經濟學界也是有爭議的，因為大家對于如何轉變增長模式沒有一致的看法。是不是必須用行政干預的做法來限制那些傳統的經濟活動和投資活動？這個確實非常復雜，理論上說，市場化是克服資本分配的低效率和錯配問題的根本出路，而那時候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實現突破。

說到這里，我想提一句，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新常態”，大概從那時候開始，我注意到高層似乎逐步接受了這樣的敘事，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雖然增速會慢一些，但認為只要能致力于培養新動能，我們的經濟還是會保持中高速增長的。這在高層是個共識。

我認為高層確實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定力，也確實在按這個邏輯進行全方面的政策調整。這一點一直到今天都好像沒有改變過。但同樣，問題在于市場化做得不夠，沒有成為結構調整的決定性力量。為了向新動能轉換，國家反而加強了產業政策的干預。這個值得高度關注，我擔心到后面會造成新一輪的棘手問題。

比如，這些年，我們的很多領域依然出現過度投資現象，像光伏產業以及現在的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綠色雙碳和儲能等，都可能產生過多產能。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引導或干預了資源配置，這是個問題。任何一個領域，一旦被發現成為熱點，政府會引導市場加大對該領域的投資，短期內會吸引大量資本進入，產能的積累速度非常快。而過度的產能最終將導致行業盈利能力、研發能力和和投資回報的整體惡化，并且給銀行形成巨大債務。所以，有可能是，雖然我們限制了對傳統領域的過多投資，但新動能領域的產能過剩依然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2023年12月6日，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區，滿載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的貨運列車駛出贛州國際陸港。

觀察者網：您認為，過去七八年我們經濟放緩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率放緩，而生產率的放緩又和產能過剩有很大關系。我注意到，余永定先生最近提到這樣一個觀點，他說，產能過剩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產業問題。在宏觀經濟層面，從總量上看，只存在總需求不足問題，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或只存在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他認為，中國經濟過去十來年的問題是總需求不足，而不是“產能過剩”。對于這個觀點，您怎么看？

張軍：其實我的認識在前面說得夠多了。表面上看，需求不足與供給過剩無非是一個問題的兩面，但其實經濟學的含義并不相同。而且，我認為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是短期的總量問題還是長期的結構問題，中國經濟的問題多半都是長期的。如果我們已經存在無效產能過多和資本回報率惡化的情況，政策上更多刺激投資需求就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無效產能的累積，至少在中國是這樣。

至于現在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撇開疫情這三年的突發情況，中國的GDP增速還是在6%左右，名義增速也有8%左右，應該說跟我們的預期相差是不大的。何況我們這些年，包括今年以來，投放到經濟中的貨幣量，無論總量還是增量都還是相當大的，增速明顯高于名義GDP的增長。水是不少的，政策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緊，但穩經濟的壓力還是在的。

所以，恐怕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進一步放水刺激基建投資，而是要高度關注怎么改善我們的潛在增長率趨勢。這方面我們需要改進的太多。

往前看，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注重去解決體制性的問題，不是更多依賴市場化來克服資本分配方面的低效率問題，投資浪費和錯配的問題就會繼續困擾我們的經濟，要穩住潛在增長率恐怕很難。

我幾年前就表達過“放水不如放權”這樣的看法，放權就是要減少產業政策的干預，很多事情要依賴市場來做，提高很多領域的市場化程度，經濟才會慢慢恢復活力。這些年的宏觀政策總體上是遵循了對需求的溫和刺激，確保基本的就業創造和短期GDP增速不滑出我們的預期太多。

我非常理解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的用意，我們現在經濟中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很大，挑戰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宏觀政策方面保持穩健是對的，不必冒超調和波動的風險。但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在解決結構問題和深層次的矛盾問題方面盡快形成共識，推進體制機制的改革，外推我們的可能性邊界，更好釋放我們的增長潛力。

（張菁娟、房佶宜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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