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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4年1月22日，《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發布，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在剛剛慶祝完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10周年不久，該政策的推出引發廣泛關注。

幾乎在同時，金融監管總局宣布，近期一段時間，中國已經推出了50多項金融對外開放的措施，取消了銀行保險機構的外資股份比例限制，外國資本可以持有銀行保險機構100%的股權，金融業的相關限制措施目前已經完全清零，等等。

凡此種種，都是對海內外所謂“中國改革結束”論、“中國閉關鎖國”論的有力回應。本期【問診2024中國經濟】，我們邀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聚焦改革開放進行時，為高質量發展破題。

1月16日晚餐時間，在上海虹口區一家西餐廳，觀察者網對話了剛剛在附近上完課的張軍教授。我們談及改革開放45周年，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熱播劇《繁花》，以及當下中國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不同于45年前的改革開放新挑戰時，如何破局。

【對話/觀察者網 高艷平】

解放了思想，也就解放了生產力

觀察者網：當前中國經濟處在一個轉折時期，似乎內憂外患困難重重，但是我們回頭去看中國過去四十五年走過的路，可能更加不容易。您一直以來對改革開放的進程高度關注，也撰寫了一系列關于改革開放的書籍。從經濟學家的眼光看，哪些改革，或者什么樣的瞬間讓您覺得“好懸”，“還好我們走對了，選對了”？

張軍：現在回頭看，我覺得中國就是抓住了一個寶貴的時間窗口，簡單地說，真的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想象一下那個時候，百廢待興；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然后又復出。他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很務實的領導人。鄧小平反復講的一些話現在大家覺得耳熟能詳，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沒有人敢那么說。比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再比如，“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等等。

在此之前，對所有新生事物都要問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把姓社姓資看得比吃飯還重要。我在《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以下簡稱“《改變中國》”）中講到地方農業制度變革時提到一個細節，1980年安徽第一書記萬里即將進京擔任副總理前夕，有位農口的老干部要到安徽調查包產到戶的事，與萬里有過一段爭論。農口的老領導認為包產到戶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萬里問，“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老干部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回答說，“我要群眾！”

所以，在這種所謂大是大非問題上，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他超越了姓資姓社的先驗問題，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認為，鄧小平的最大貢獻就是掃清了我們的思想障礙，解放了思想，從而解放了生產力。正因為這樣，我們國家才能夠走上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

中國當時面對的一個思想障礙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處在比較封閉的狀態，跟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沒有什么貿易往來，更沒有投資，無法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和市場來幫助發展我們自己的經濟。而在國內搞計劃經濟，限制了市場交易行為，也壓制了底層的活力和創造力。

鄧小平為什么覺得向發達國家對外開放那么重要？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高層掀起了出國潮。鄧小平去了日本和新馬泰，這些地方充分利用外資進行經濟發展的經驗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改變中國》中也特別寫到，鄧小平到新加坡后，李光耀向鄧小平介紹了外商投資對新加坡的好處。新加坡幾乎沒有什么資源，1960年代獨立的時候貧窮不堪，為什么就能夠發展起來？很重要的就是開放市場、利用外資，利用外國的技術，也就是善于借用外力來發展自己。

這就有了后來的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以及后來的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1982年，特區成立三年，成就斐然。但是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批評，認為社會主義改造30年后，允許外資進入中國并投機倒把，這是倒退，等等。

經濟特區的起點：深圳蛇口工業區

后來小平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就去南方調研，調研下來最后得出一個結論，“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因此，黨中央很快就決定再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城市。1987年，為了解決外匯短缺，國務院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政策思路，向中央建議，決定擴大開放的范圍，140個市、縣納入沿海經濟開放區，并決定在這些地區大力吸引外資，搞合資企業，讓外資帶著技術帶著資本進來，鼓勵發展“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出口加工產業。這就是后來我們常說的“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來歷。

雖然1980年深圳特區就成立了，并且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在廣東和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省份展開，但直到1988年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來之后，特別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開放政策才有更大的突破，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才開始北上，涵蓋整個東部沿海，就不僅只有廣東福建了，長三角地區和渤海灣地區也融入開放大潮了。

地方政府始終扮演著政策創新主體的角色

《觀察者網》：通常我們說“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最近大熱的電視劇《繁花》也對浦東開發開放不久的1993-1994年上海濃墨重彩，大家從這部劇里看到了1990年代先富起來的一批中國人的拼勁，也看到了陸家嘴建設中的東方明珠。浦東的開發開放意義重大，從經濟學家的角度，意義在哪里？

張軍：意義我想就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樣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為什么說地方是政策創新的策源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有很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始終扮演了政策創新主體的角色，這是分權，特別是財政分權的產物。為了經濟發展，地方要面對和解決實際的問題，不得不設法去突破原來的體制約束和政策瓶頸。

上海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見證者——外灘27號。圖為中山東一路27號上海外貿大樓原址近貌

講到上海的浦東開發開放，必須要回到1990年。從1988-1994連續七個春節，鄧小平是在上海過的。1990年他在上海過年的時候，就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談到浦東開發開放的問題。

透過人民網發布的一篇《揭秘：鄧小平如何力排眾議扶持“黑馬”朱镕基》，我們能夠了解到其中一些細節。當時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報告已經出來了，但是由于江澤民同志不久前由上海市委書記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為了避嫌，不敢上報。

于是，鄧小平決定親自去做工作，他對中央的領導說，“我本來是不管事的，我現在要說話，上海要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