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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樹偉】

在市場商品體系中，不同類型的技術與產品是互補關系還是替代關系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微觀經濟學上，互補性的商品往往是“配套的”，一個的需求增加（減少）也會增加（減少）另外一個商品的需求；而替代性的商品往往具有相同或者類似的功用，一種商品的增加往往會減少另外一種商品的需求，反之則反。

那么，在我國，新興的可再生能源與仍占據主體地位的煤電之間是互補還是替代關系呢？這并不是一個容易達成一致的問題。

一方面，我國很多公共問題的討論存在計劃思維與市場思維方式的混雜，現實運行更是因嚴重缺乏時間與空間一致性標準，充滿著更有權力者的自由量裁。

在市場競爭年度電量（kWh）的視角，可再生能源多發一度電，煤電就得少發一度電（如果其他條件相同），那么顯然二者是替代關系，從小時間尺度來講（比如15分鐘），同樣風電上去了，煤電就需要（以及應該）向下調節以保持系統平衡，這是個基本的市場份額問題；但如果是計劃視角，可再生與化石能源共同滿足了給定的需求，“系統規劃者”安排二者的角色互相配合，那么顯然二者是“互補”關系，這是電力系統各種文件報告所謂“協調”、“統籌”等詞有高頻率使用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電力系統存儲仍舊困難，需要實時平衡的特點在物理上也區別于普通商品。可再生能源間歇性與不確定性的特點，使其他機組雖然利用的必要性越來越低，但仍舊是系統平衡所需要的。在極端情況下，比如無風或無太陽的情況下，保證系統需求仍舊是可以滿足的。

從長期看，系統的電源結構必然是多元化的。即使從市場競爭視角，在某些電力產品市場（比如平衡市場），二者還有可能構成需求方（產生平衡誤差）與供給（提供平衡資源）的關系，顯然也會成為互補關系。

煤電與可再生能源的關系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情況下存在各種特定的可能，這些在其他國家都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來說明。如果一種電源進入系統，提升了另外一種電源的價值，那么他們可能很大程度是互補的，反之則可能在大部分情況下是替代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國的特色往往在于一種將連續問題二值化，將有限價值無限化的思維方式——“講個優點，評勞模”；“講個缺點，就可以踏上一萬只腳”，將電源的競爭與互補關系一成不變“定位化”，成為一個常數，而不隨空間時間充分變化。

比如涉及不同電源優缺點的問題。從價值的視角，任何一種電源往往都具有三種價值：經濟價值、環境價值和安全價值。

煤電往往強調其“穩定、可控”的特點與主體地位，從而顯示對可再生能源的優勢；可再生能源強調其“清潔、綠色”的特點，從而顯示對煤電的優越感。兩方的擁躉都從來不試圖討論其價值存在是否足夠大乃至無窮，是否在另外一種價值上出現短板而抵消了部分甚至全部其他優勢，從而無法充分論證其發展的必要性甚至是必然性。

本文中，我們基于這一價值體系框架作為參考基準，分析我國能源體制與文化中的特色互補與替代的問題。

可再生能源與煤電——直接的競爭關系

在各個時間尺度上，要滿足需求，保持系統的平衡，能量市場（在歐美競爭性市場往往占整個電力市場的95%以上）上可再生能源出力每多一度，意味著其他機組就少一度。

在我國，仍舊有約70%的電力來自于煤電。可以預見，如果實施市場化的調度機制，煤電將在大部分時間成為邊際機組，可再生能源進入市場，會將邊際煤電推出市場，從而二者構成“頭對頭、腳對腳”的直接競爭關系。

歐洲與美國的案例可以提供這方面充分的證明。在2012-2016年的5年間，英國的煤電比重下降了35%，排放下降了一半。下降的份額被天然氣、風電與光伏所占據；美國過去10年煤電比重下降了20%，排放下降了10%。煤電的份額被更多的天然氣與風光所替代。

如果說英國的快速下降是碳定價與最小定價的主要貢獻，那么美國無疑其氣候政策在倒推，其煤炭比重的下降完全是市場機制自動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