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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足夠的需求增長，競爭關系是否還存在

美國與英國的案例無疑都是需求已經飽和很多年，幾乎無總量增長情況下的結果。但是如果我國年電力總量還保持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長，那么這種競爭是否會緩解乃至不存在？

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因為負荷曲線以及可再生能源出力曲線的形狀的關系。可再生能源進入系統，無疑帶給系統很多結構性的變化，比如光伏多了，傳統高峰負荷可能變成低谷，即使有電量需求的增長。這種結構性變化帶給煤電的影響，是規模擴張所無法抵消的。

即使需求曲線形狀不變化的保持高速增長，可再生能源的接入仍舊要持續的改變剩余需求曲線的形狀，從而對其他機組形成替代，需求的增長需要新的機組以滿足高峰負荷（這往往應該是天然氣機組的角色），而煤電的利用率會持續下降。因此，可再生能源對煤電的替代，從零開始就是“存量”的結構性替代，這一關系并不會因需求增長就不存在，更不存在可再生能源進入系統，是先增量、后存量一說。

中國式“打捆”外送——互補關系

盡管需求永遠不是一條直線，但是在目前大量“點對點”、“點對網”送電中，把不同波動特性的電源捆綁成一條直線外送成為了基本選擇。所謂的“100%的風電，還是配上50%、乃至95%的煤電”。這種情況下，可再生能源與煤電高度互補，稱為配套電源。越來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煤電需求，從而產生對越來越大的電網傳輸容量（與尖峰外送匹配）的需求。這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正向反饋，互相加強的“龐氏騙局”。

這一格局中最大的輸家，無疑是東部地區的受電省份，放著自己已經建成的低成本與零成本機組不利用，卻去利用存在明顯輸電成本的外來電，有時還要承受“不接受清潔外來電”的道德指責。

將這種“新增電源——長距離外送——僵直消化”方式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已經成為2020年前，以及十四五規劃中無可回避的基本任務。

煤電提供輔助服務，二者便不是競爭關系？

可再生能源屬于不可控電源，因此在提供系統輔助服務（比如向上調峰）上必然受到限制。系統要保持平衡，調度體系必須具有可控電源的部分資源以平衡系統的偏差。這是競爭性市場的基本范式。但是，即使提供服務，這種服務的價值也是有限而不是無限的，不需要在道義層面上“評勞模”。

當然，在我國調度仍舊是整個體系的指揮官，整個的系統平衡范式仍舊是低分辨率、高度自由量裁的。各個機組更像是調度的兒子或者戰士，而不是彼此平等的市場參與者。所謂參與者的“平衡責任”，也因為權利全部上交沒有了相應的義務（發多少電在小的時間尺度都不需要機組做主）。這方面的本質性改變，特別是對應于系統成本最小化的，有足夠時間分辨率的經濟調度原則的采用，成為下一步電力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煤電內部是互補還是替代？

9月底，國務院發文正式廢除了存在15年，早已經不反應煤電發電成本的分省標桿電價體系，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市場化機制。基準價按各地現行燃煤發電標桿上網電價確定，浮動范圍為上浮不超過10%、下浮原則上不超過15%。新的電價由發電企業、售電公司、電力用戶等通過協商或競價確定。

協商與競價如何開展，如何獲得市場份額，變成了各個市場主體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事情，無疑也將強化煤電內部的競爭關系。與此同時，這也面臨著信息不對稱與市場流動性的問題，并不是說打破了舊的新的就可以自動建立起來。這有賴于政府的牽線搭橋，以及市場主體數量與能力的大幅提升。

事實上，煤電企業并非銅板一塊。有些市場開發的好，份額更大了，即使價格下降了，利潤可能更大；有些效率低的，發一度虧一度的，本來就沒啥發電量，也不會受影響，屬于僵尸企業；新的機組，如果沒有大的市場份額，面臨大的還貸壓力，可能有資金斷裂的風險，這是經濟意義上定義的“落后產能”；而有些小機組，雖然效率低一些，但是靠近用戶，節省輸電費用，還能賺到足夠的利潤。煤電內部是高度非均一的，情況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