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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在政治領域內，英、美等國的民眾似乎更迷信，更相信選舉，也更加善于選舉。中國人則更相信選賢任能，也更善于搞選拔和考核。所以如果與英、美這樣的國家競爭，我們一直按照一人一票的邏輯來選舉競爭，我估計我們100年還超不過他們。因為中國鄉鎮一級的直選已經試驗30多年了，但總體效果并不是非常樂觀，家族影響、賄選問題一直沒有完全解決。臺灣地區的選舉年復一年，黑金政治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但是與英、美相比，我們用選賢任能的方法，現在就比他們做得好，甚至好很多。我們現在的基層社會治理也已經從過去偏重于選舉民主轉向治理民主，轉向我們現在講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我想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路徑。

當然我們也可以借鑒別人的長處，我也不排斥可能在中國的某些地方，通過一人一票選舉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我總覺得，我們千萬不要放棄我們自己整體上的“比較優勢”。實際上今天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是一種我稱之為“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其中選舉是從西方借鑒的。當我們把選拔和選舉有機結合起來的時候，實際上就產生一種高于西方單純依賴選舉制度的模式，我想這是中國制度對西方制度的一種超越。

在中國這么一個超大型的國家里建立秩序和規范，總是第一位的，沒有秩序和規范，天下一定大亂，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其實歷史上的西方也是如此，西方自稱它的民主制度比較穩定，但縱觀歷史，西方幾乎都是在經歷革命之后，由富人首先建立一個富裕階層主導的社會秩序和法律框架，確保他們自己首先掌握、掌控社會主要資源，比如政治、經濟、媒體、法律等等，然后再把這種法治覆蓋到更多的人。

我想中國今天要做的也是維護、改革和完善自己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特別是政治和社會秩序。但我們不是富人主導的秩序，而是一種使大多數人受益的制度安排。所以“組織起來”不是說不要個人的積極性，恰恰相反，通過“組織起來”，首先就是要確立秩序，有了這樣的條件，個人生活才能出彩。在井然有序的條件下，中國人幾乎個個是龍，既可以聯合起來一起攻克難關，做成別人做不成的大事，也可以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按自己認定的方式，使自己的人生變得非常精彩。過去數十年，超過美國人口總數數倍的中國人，以這種方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中國的社會活力與西方社會的階層利益固化形成了鮮明對照，整個中國也因此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要舞好一條龍，恰恰需要團隊合作

在一個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世界上，“組織起來”，也包括一個國家的組織能力、整合能力、改革能力、規劃能力等，這些都屬于我們今天講的國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我們這種能力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超過轉型經濟國家，也在不少方面超過西方國家。以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為例，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在黨政體制的領導協調下，大力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使中國經濟很快躍上一個全新臺階。

相比之下，不少歐洲國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明顯缺乏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相當長時間內無法適應國際產業競爭的全新格局。今天許多歐洲國家對于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工業革命還非常不適應，我想這很大程度上也和這些國家缺少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有關。當然我們自己在這些方面的能力還有改進和提升的巨大空間，特別是隨著新工業革命的到來，我們唯有與時俱進，唯有改革創新，才能較好地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各種挑戰。

回想一下人民共和國波瀾壯闊的70年，真是感嘆萬千。我們遇到過多少溝溝坎坎，當時很多人都認為中國過不去了，“大躍進”的危機過不去，“文革”的創傷過不去，百萬知識青年大返城的困難過不去，社會普遍貧困的狀況過不去，物價改革過不去，“八九”動亂過不去，國企改革過不去，稅制改革過不去，銀行改革過不去，加入世貿組織的坎過不去，金融危機的沖擊過不去，非典過不去，互聯網負面新聞爆炸過不去，中美貿易戰也過不去，等等等等。

但回頭一看，都過來了，怎么過來的？靠的就是組織起來，特別是黨的領導，我們整個社會的凝聚力也比較強，特別是國難當頭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有擔當、有定力，十分震撼。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抗震救災，集中展現了中國人的這個特點：“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眾志成城，共赴國難”。考慮到中國人口規模比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還大，今天中國“組織起來”的能力，應該是中國體制1949年以來形成的最大的財富之一。這種能力來之不易，它將繼續幫助中國克服自己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內實現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汶川救災，眾志成城

丁一凡：

我接著剛才張老師講的，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在公共治理方面取得的進步，跟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和基層組織有直接關系。其實我們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我給大家解釋一下，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如何改善公共治理，大概想到了三個故事給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故事是講中國現代公共治理與傳統公共治理的一些連帶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我們對自己的公共治理等經驗其實并不太清楚，所以組織了一些研討會，請發達國家的官員來跟我們講講如何搞公共治理的事情。這些歐美國家管人事、管組織的官員到中國以后，在研討會一上來就跟我們說，全世界都公認公共治理體系中國是發明人，我們國家的治理體系都是跟中國學的。這一下就把中國組織研討會的這些官員搞得一頭霧水。

他們指的是，是整個西方歐美國家現代文官制度，都是跟中國的科舉制和職業文官制度學習的，他們說其實從17世紀開始，英國出現了代議制，然后法國18世紀革命之后也出現了代議制，之后法國革命影響了歐洲一大片，大家都開始搞代議制。但代議制以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公共治理、國家治理是一團糟的。因為代議制基礎是政黨政治，是輪流執政；大家說的很好，輪流執政，但是上來執政的人都是些只會說話只會競選的人，等這些人上臺以后，他們沒什么治理經驗，所以最后往往變成分肥制度，把這種位置分給對競選有貢獻的人就行了。無疑，這些人都是會耍嘴皮子的人，在采取公共政策方面一無所知，所以整體國家政策非常亂。

到19世紀，英國開始一場大的辯論，英國人說我們發現在中國有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職業文官制度，職業文官是培養出來，通過層層科舉考試提拔上來，然后又經過各種各樣的訓練，他們有治理經驗，是專門為公共治理和國家政府服務的。所以有了職業文官制度以后，英國的管理明顯開始有大量好轉。當然歐洲其他的國家，德國、法國也先后通過這個方法學習到了中國的文官制度，美國是最晚的。南北戰爭時，美國還是分官，所以當時北方陣營里邊，跟林肯要官的人有的是，林肯氣得大罵，說你們比那些叛軍還可惡。可見當時的這種政黨政治對政府的整體效率起了很大的負面作用，直到引進中國文官制度，才大大改善了這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