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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明白了這些道理，后期我們對干部的管理很大程度上開始慢慢地從自己的政治傳統里面去尋找參照。我們要求對國家忠誠，要求以辦事能力高低來取決升遷。其實在過去傳統的科舉制和職業文官制度里頭，人民之重，也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標準。儒家的思想家從2000多年前就開始要求職業文官必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非常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思想在后來的文官培養過程中也一直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對制度和能力發展是有幫助的。

當然剛才張老師講到另一個事情，就是共產黨基層組織，這對于中國的管理效率起了巨大作用。我們都知道中國仍在努力消除貧困，為什么能夠做到精準扶貧？正是因為我們有基層組織，共產黨支部一直到村，準確地知道每個村有多少貧困人口。還有戶籍管理體系，對整個超大國家的人口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像印度、巴西，他們對人口數量實際上是一個估算值，因為他們沒有專門的居民管理體系、統計體系，如果要他們搞精準扶貧，是不可能的。

其實這套社會管理制度是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就存在了，中國的戶籍制度早在周朝春秋戰國時期就存在了。比如，齊國、秦國都是有戶籍管理制度的，這套制度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現在去日本、韓國、朝鮮，都是跟中國學了戶籍管理制度。應該說在那個通信時代中國發明了這么精細的一種管理制度，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到了現代，我們用新技術來完善傳統管理方法，從而有助于開展扶貧、減貧等事，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就是，我們過去在經濟管理、企業管理方面是沒有經驗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家國文化，家（國）文化之下的企業是不可能做得特別大的，大型企業怎么管理是不清楚的。當時中國領導人決定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什么東西？確實不知道。

所以上世紀90年代初，在搞市場經濟時，我們就環視一下全球，后來發現歐洲國家跟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特別是法國，法國有眾多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對法國的經濟發展，對它的支柱產業的發展都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當時國家計委就跟法國的財政經濟部搞了一個合作項目，一年兩次的培訓，差不多在反通貨膨脹、國有企業監管以及宏觀經濟調控等最重要的市場經濟中政府調控作為，都是從法國那兒取得經。

法國人說，國家可以有企業，但不能經營企業，不能越俎代庖發號施令，所以不能叫國營企業，應該叫國有企業。所以，我們國家也放棄了對企業事事都管的模式，確確實實讓企業在市場上成為最主要的主體。國家只對產權等大方向負責，而不對企業的日常經營負責，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在慢慢的經歷中學習。中國人的好處就是善于學習，同時又不拘泥于教條主義，所謂摸著石子過河，兩條腿走路，這些中國的傳統智慧都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個故事，現在隨著新技術的產生、發展，我們在公共治理方面又上一層樓。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國領導人又提到，要加強治理制度的現代化，體系的現代化，這些事情的基礎在于你有這個技術。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了人臉識別技術、5G通信技術，還有前段時間強調要大力推行區塊鏈技術等等，這些都對提高公共治理水平有巨大幫助。因為如果沒有足夠的技術水平，沒有特別快的通信設備做支撐的話，區塊鏈就可能行不通。而推動這些新技術的發展，又使得社會管理可以精細到個人，你會覺得社會市場秩序會比現在更好。

比如說現在電子支付已經成為支付方式的主流了，而電子支付成為主流就杜絕了過去中國社會的一個弊病——假幣。原來出租車司機、小商小販最怕收到假幣，過去曾經困擾你的一些問題自動就被排除掉。為什么總書記會把這些放到國家戰略發展層面上去考慮，就是因為它確實是一個技術進步，對整個公共治理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問答環節

Q1：我是焊接專業的一名在讀研究生。我們知道中國人多、地多、資源多，治理難。但是如果能夠組織起來，這就是中國的優勢，但是組織者這個身份應該是由我黨擔任，由政府擔任，還是說普通的民眾、非政府機構也能擔任？

丁一凡：關于共產黨的組織應該起什么作用，所謂民間社會或者是現在他們講叫市民社會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我覺得應該是多樣化的組織，多樣化的形態。而中國在這方面其實是有傳統的，西方的政治學家經常污蔑中國說你們都是集中統一的管理，因為你沒有市民社會，沒有世俗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有結社、結會等組織存在。結社就是所有同行，比如木匠，就有社。同一個地區的人結成一個會，安徽人、廣東人就結什么會。這兩個漢字被日本人接觸以后，日本人就把它做成了一個新的詞來形容society，就是西方人的概念，過去“社會”這個詞在中文里是沒有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概念是家國，但是家國之外有這些社，有這些會，這個詞后來又被我們借回來用，但追根溯源社和會都是中國發明的東西。

現在有互聯網了，新型通訊手段不斷出現，打工人員在北京都有他們自己的團體。這些事情在當代的中國發展得更多，形式更多樣化。一旦發生大災難的時候更明顯，比如說汶川地震，各個地方的民間組織團結起來，到那個地方去救災救難，民間社會在他們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

張維為：我曾經專門做過一節講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英文稱The institution，它是最根本的制度，沒有這個制度中國天下大亂。但是在這個制度下邊，我們要充分發揮民間的活力，你看這次跟“港獨”斗爭的“飯圈女孩”、“帝吧出征”，他們文采橫溢、想象力豐富，如何在黨的領導下把民間活力調動起來，包括在傳播方面，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他們上次有人問我，能不能最簡單地講講鄧小平理論究竟是什么？我說就是兩句話：第一句就是保持政治穩定，組織起來才能保持穩定。第二句是比較開明的經濟政策。所以我覺得中國治理是有很多智慧的，這個智慧一定是宏觀的穩定，黨中央的作用和微觀的活躍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