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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

在中國發展速度上面，我有一次和一個法國經濟學家聊天，是他提醒了我。他說你看中國發展多快，在2005年的時候，中國剛剛超過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現在2018年法國經濟就剩中國的1/5了。有時候社交媒體上的一些人諷刺中國經濟，其實他們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因為他們不知道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制造業增長。

從2008年到2018年，中國制造業的增長之快，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2010年的時候，我們的制造業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到2018年的時候，我們就是美國的1.8倍；再到2018年，中國制造業是美國、日本、德國這些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的之和還要多一點。中國制造業的比例占全球制造業比例的大概30%。如果從一個長的周期來講，實際上中國正在回歸它的歷史輝煌。

麥迪森，一位已故的英國經濟學家，從公元960年開始分析中國經濟的成長過程，一直到2030年的一個展望。在他的整個分析過程中，從公元960年到1820年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中國的制造業一直是世界最強大的制造業。但是鴉片戰爭之后，就一路下滑，等到新中國建國，那時候的制造業水平只有世界的3%，從33%降到了3%，所以我們比較貧窮，后來的發展才比較困難。

接著，我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奮斗，經過不斷的社會革命，中國制造又重新恢復，中國領導人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是說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國的增長、中國的恢復不是一種偶然的恢復，它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我們曾經有過失去的一個世紀，但是恢復了以后、中國工業化開始了以后，我們的發展就一路向前，這種速度確實引起發達國家的很多擔心。

最近我在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戰略學家討論問題時，他們就說，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那么中國如果變得特別強大以后會怎么樣？

其實回答他們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中國的歷史回復。剛才我提到英國經濟史專家麥迪森的分析，從公元960年到1820年這將近九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一直那么強大的時候，沒有搞任何殖民主義，所以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文化沒有擴張、沒有用武力去逼迫別人的這種習慣。其實現在這些道理已經慢慢地被“一帶一路”項目沿線國家所認同了，也就是說某種程度上，在我們的外交政策、在我們對外投資和對外貿易政策中，都可以看到歷史的影子。

圖自新華網

除了對發達國家講這些道理以外，還有一個就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刮目相看。現在如果去非洲，當地的國家跟十年前相比有很大變化，這是因為自從中國進入這些地方以后，改變了他們的整個思維方法。我記得十幾年前去非洲，跟這些非洲人談話的時候，他們經常說我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大陸，因為非洲領導人腐敗，政治昏暗，打來打去，沒有發展的可能，他們對未來也就沒有什么期望。但是最近幾年我再去非洲的時候，他們覺得現在充滿希望，主要是中國的投資、中國的企業、中國的公司大大改善了他們的基礎設施，在非洲大多數國家慢慢開始城市化。隨著城市化的推進、中產階級的出現，發展就成了觸手可及的現象，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努力做這些事情。

其實這就是中國給他們的經驗，中國給他們帶來的希望，而這一點中國自己最有感受了，我們這一代人確實是經歷了從不發達經過努力達到比較發達的階段。剛才張老師也講了，西方媒體有時候對中國不太公正，但是偶爾也說一些實話，比如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經常罵中國，但有一次說了一件事情，經過他們的調查證明，在所有發達國家發展最快的時期，一個人如果參加勞動，最后工作30年、40年退休，每個人可以看到自己收入增長20倍，這是戰后歐洲、美國、日本出現過的現象。但在中國身上那就是奇跡了，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內，一個中國人的收入通常可以增長100倍，中國的發展非常令人吃驚，也因為這個事情大大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謝謝大家。

主持人：西方的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目前的成就，當然是很焦慮的。就像剛才丁教授也說，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為自己失去對世界的領導權感到焦慮，對未知也有一些恐慌，但另外一面又覺得我還是要靠近這個國家，靠近這個市場。所以這糾結會不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

張維為：會的，因為西方人的心態中，對中國崛起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懷疑。西方是“一神教”傳統，只能有一個“太陽”，如果你證明你是對的，那我就錯的，他們很難接受現在的事實，要克服這個心理障礙是需要時間的，特別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宗教傳統現在比歐洲還要強，克服起來會要更多的時間。但有一點是真的，西方國家是最承認實力的，你真的迅速崛起之后，他慢慢認識到沒有辦法了，就會承認，并想辦法來結識你。

丁一凡：從馬可波羅發現東方以后，在歐洲的基督教社會里面就一直有兩種勢力在爭斗，一種勢力認為中國特別好，中國應該是他們學習的榜樣，還有一派就說中國挺危險。其實信息是一樣的，尤其是在當時信息不太發達的情況下，他們得到的支離片碎的信息主要是來自于各種各樣的傳教士從中國寫回去的信，這些信在教皇、教廷、西方社會到處傳，他們就根據這些信里的不同片段，得出不同的結論，然后因為立場不同，就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當年在啟蒙運動時期有最明顯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就是伏爾泰，一個就是盧梭。伏爾泰把中國說得不得了，中國是西方絕對要學習的典型。盧梭為了反對伏爾泰，就說中國是一個不動的歷史，中國人就是一幫油頭滑腦的小人，完全是相反的東西。一直到今天，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仍然沒有擺脫這種套詞。